第十六章

對彙集之事的混淆

穆斯林聖訓講述《古蘭經》如何成冊的故事。該故事為人熟知,無需在這幾頁中重述。在早期的穆斯林資料中,該故事的主要部份在布哈里的聖訓集中顯得最完整。 許多近代的非穆斯林作者和學者也大致上按穆斯林聖訓中所記的呈現該故事。

穆斯林關於《古蘭經》彙集的故事廣為流傳,甚至對非穆斯林們也具有一定的敘事魅力。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邁克爾 • 庫克寫道,“但有後事和前事方面的問題”。 庫克博士以典型的學術型學者方法來論述該穆斯林故事。學術型學者們不照字面意義來看聖訓,而是著眼於傳統宣稱的證據並就它們發出合理的問題。就《古蘭經》而言,在經文的手稿或字裡行間內,都沒有證據支持穆斯林關於它如何成冊的故事。 

據我們所知,穆斯林關於《古蘭經》彙集的故事是穆斯林一較大套宗教宣稱中的一部份,以求論證“神督導以穆罕默德時代為中心的世事之次序”。 至少也許部份是因為這個企圖,匯經故事引起了一些學術型學者的注意,他們還給這些故事加上一系列問題。本章將審查1860年至今在穆斯林匯經故事上的學術論述,先按時序,再按專題。

伊斯蘭教權威性的聖訓集中記載了《古蘭經》遭連續兩次彙集的傳統故事。這些故事被翻譯和敘述後,學術界開始對《古蘭經》成書的問題提出觀點。 學者們在這些故事中發現了矛盾和其他偏差,便查考了穆斯林聖訓所提供的其他材料。他們往往因為這種材料,喜歡一個故事過於另一個故事。學術研究的第三度發展是在穆斯林聖訓以外尋找文體、法律或歷史的證據,並藉著該證據來評價傳統故事和為這些故事的研究奠下穩固根基。

一些學術觀點,其中有幾個是以下所描述的,在未被真正徹底考察和了解之前已開始被醜化和駁斥。學術方法質疑的不僅是聖訓,還有其他學者們的看法。合格學者們的看法總會受到質疑和排斥。然而,這些看法就其本身而言應該先受到重視。

親愛的穆斯林讀者,本章所談的近代學術論述,關乎穆斯林對《古蘭經》由來的傳統宣稱。

  1. 檢驗聖訓

哥廷根大學教授特奧多爾 • 諾德克(1836 ~ 1930年)是最先撰著詳盡專文來論述《古蘭經》的學術型學者之一。他基本上照他在穆斯林聖訓中所發現的來呈現《古蘭經》成書的故事。諾德克在其1860年的《Geschichte des Qorâns》中,轉達了布哈里關於阿布 • 伯克爾下令第一次匯經和奧斯曼下令第二次匯經的聖訓。 然而,到了《Geschichte》第一次修訂版發行時,學者們開始對這些聖訓採取更謹慎的態度。諾德克的學生弗裡德里希 • 舒華里(Friedrich Schwally)編著修訂版時,收錄了一段篇幅長得多的“Die Sammlung des Qorāns”。他在其中的結論與諾德克的結論頗為不同。 舒華里針對穆斯林之阿布 • 伯克爾下令匯經的故事,駁斥其歷史的可靠性。

其中一個推動舒華里對聖訓採取更批判性態度的因素,極可能是伊格納茲 • 高德茲哈爾在其《Muhammedanische Studien》第2冊中論聖訓的學術研究。 高德茲哈爾認為聖訓不是它們自稱的那樣。他發現聖行的定義在歷史上演變,先是穆斯林群體在伍麥葉王朝和阿拔斯王朝期間的做法,後是伊斯蘭教使者的做法。他作結論說聖訓藉著與伊斯蘭教使者掛鉤,賦權於後期的地方裁決。有了這番領悟,高德茲哈爾表明isnād或“傳述者鏈”可追溯到伊斯蘭教使者的說法基本上是虛構的。

關於《古蘭經》彙集的最早期聖訓既與聖行一樣是同一聖訓集的成分,高德茲哈爾的論據也影響了匯經故事的學術論述。例如,意大利學者里昂 • 凱塔尼(Leone Caetani)便在其《Annali dell’Islām》中主張阿布 • 伯克爾下令匯經的聖訓是杜撰的。 同樣的論據較後也在舒華里修訂的《Geschichte des Qorâns》中出現。凱塔尼和舒華里提出論據說,亞瑪瑪(al-Yamāma)之役傳統名單上的穆斯林死者名字,也極少出現在以《古蘭經》學識著稱之人的傳統名單上。

保羅 • 卡薩諾瓦(Paul Casanova)於1911年的研究《Mohammed et la fin du monde》 甚至比凱塔尼的更早,但是其論證與凱塔尼和舒華里所得的結論相輔而行。一個與布哈里聖訓相反的說法是,阿卜杜 • 麥立克(卒於705年)掌權期間,《古蘭經》在總督哈加吉 • 伊本 • 優素福(卒於714年)的倡議下首次被人彙集和正式分發。 法國書院的阿拉伯語教授卡薩諾瓦是首位如此主張的學術型學者。卡薩諾瓦也提到肯迪的《申辯錄》(Apology),並倡言它對討論《古蘭經》文本史有多重要。 卡薩諾瓦教授一方面又寫道,奧斯曼校勘本的故事不過是“妄想出來”和“虛構”的。

阿方斯 • 閔戈納與卡薩諾瓦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前夕的其他法國學者們有明確的關聯,他曾在1915年探討“古蘭經之傳述”(The Transmission of the Ḳur’ān)的主題。 閔戈納在其論文開頭便說,穆斯林關於《古蘭經》彙集的聖訓來自“口傳聖訓”(oral ḥadīth)而非來自歷史。 他要人注意聖訓中事件之間的時距以及伊本 • 沙德(卒於844年)和布哈里(卒於870年)對該事件的最初筆錄。閔戈納指出,伊本 • 沙德的聖訓提到了在伊斯蘭教使者生前搜集《古蘭經》的十個同伴。 這些聖訓也有奧斯曼於歐麥爾在位期間匯經 以及歐麥爾匯經的記載, 但卻沒有阿布 • 伯克爾下令匯經的故事。 閔戈納詢問西方學者們為何會更喜歡阿布 • 伯克爾和奧斯曼在位期間布哈里所著的聖訓集,因為伊本 • 沙德至少具有“在時間上居前”的優勢。

瓦吉迪、泰伯里和《Fihrist》著者等作家擬出種種名單,列下那些於伊斯蘭教使者在世期間搜集《古蘭經》的人。閔戈納寫道,穆斯林資料中的偏差也延伸到這些名單內。閔戈納評述了出自伊本 • 杜馬克(Ibn Duqmāk)、馬克里茲和蘇尤迪的“聖訓之第二系列”。這系列把《古蘭經》彙集歸功於伍麥葉王朝的哈里發阿卜杜 • 麥立克(卒於704年)和其總督哈加吉 • 伊本 • 優素福。 最後,他提出了據信是哈特比(al-Khaṭbī)對亞庫特(Yāqūt)的話所作的記載,說到伊曆4世紀時伊本 • 沙納布德(Ibn Shanabūdh)因為以伊本 • 馬斯烏德和烏百耶 • 伊本 • 卡布的讀法誦經而遭到逮捕和鞭笞。

為了擺脫他在穆斯林聖訓當中所見到的混淆,閔戈納詢問有否在時間上比伊本 • 沙德和布哈里更接近該所謂匯經的任何文獻資料。他提議說在見證阿拉伯對外征服和稱霸中東的非穆斯林著述中,可找到這種資料。閔戈納指出,這些源自7世紀和8世紀初的資料並沒有提及《古蘭經》。 他主張,《古蘭經》在8世紀第一個25年將近尾聲時才成為基督徒著作中一個話題。

閔戈納的結論是,伊斯蘭教使者在世時無人記載其諭示,較後使者的一些同伴包括烏百耶 • 伊本 • 卡布和伊本 • 馬斯烏德才將之寫下來。他提出問題探討阿拉伯文字的發展和阿拉伯半島在7世紀前半葉時的讀寫普及度,以及使者同伴們的文化水準。閔戈納寫道,是阿卜杜 • 麥立克和哈加吉 • 伊本 • 優素福把存在於他們年代的任何材料結集成《古蘭經》一書的。

  1. 更多關於聖訓的問題

約於20世紀中葉,牛津大學教授約瑟夫 • 沙赫特(Joseph Schacht)對穆斯林聖訓作了另一項學術考察。他所著重的是伊曆2世紀的穆斯林法學思想,如所見於沙斐儀(卒於820年)的《Kitāb al-umm》、馬立克 • 伊本 • 阿納斯(卒於795年)的《Muwaṭṭa’》、阿布 • 優素福(Abū Yūsuf,卒於798年)的《Kitāb al-Āthār》,以及賽巴尼(al-Shaybānī,卒於805年)的《Kitāb al-Āthār》等作品的。 沙赫特寫道,穆斯林的法學思想產自伊曆2世紀中葉左右各個古法學派“仍在使用的聖訓”。在沙斐儀的堅持下,這種思想在近伊曆2世紀末時才進化成據信是出自伊斯蘭教使者的聖訓。他也發現傳述鏈有與時向後發展的傾向:先回到法學派名義上的眾領袖,繼而回到眾繼任者,再回到眾同伴,最終才回到伊斯蘭教使者。

沙赫特在《穆罕默德式法學的由來》(The Origins of Muhammadan Jurisprudence)中提出了其研究的細節。 他具體地評論了包括《古蘭經》匯經故事的“歷史性”聖訓。“重點是,看似穆先知的史料大大始料不及地只是法律教義的根底,因此毫無獨立價值。” 沙赫特寫道,由於教義上的每個連續階段都出現新聖訓,要觀測關於伊斯蘭教使者的材料在整個伊曆2世紀的增長是不可能的。他作結論說, “如所見於希吉來歷2世紀的後半葉的,關於穆先知麥迪那時期的標準傳記有相當大部份是新近之作,因而少了獨立的歷史價值” 。

沙赫特藉仔細研究穆斯林素材而產生的著作,自然對伊斯蘭教的學術研究產生影響。 1970年代,兩位英國學者發表了論述《古蘭經》彙集和正典化的重要研究。聖安德魯斯大學教授約翰 • 布林頓和倫敦大學學者約翰 • 萬斯布勞都認同沙赫特對聖訓的結論, 並發現穆斯林關於《古蘭經》彙集的聖訓“是混亂而矛盾的”。 但除此之外,他們也採取了非常不同的方法。布林頓在傳統故事以外尋找證據,並在穆斯林法律學者們區別《古蘭經》和定本(muṣḥaf)的傾向中發現了一個線索。所謂“古蘭經”,穆斯林學者們指的是伊斯蘭教使者受到完全啟示的概念。所謂“定本”,他們指的是穆斯林所用的經典。布林頓發現穆斯林學者們幾乎都認同《古蘭經》不曾被搜齊。 布林頓博士作結論說,穆斯林關於《古蘭經》彙集的傳統記載“是一片混亂、矛盾和分歧”。“就其本質而言,它們體現了一個演變、累積和ʻ改進’之漫長過程下的產物”。

萬斯布勞博士也在穆斯林關於匯經的聖訓以外尋找另一種方法來論述《古蘭經》成書的問題。但他所發現的線索,卻在《古蘭經》本身的文本中。他審視了重大的主題和基調、套語模式,以及他所謂的“變體聖訓”即相同敘述的不同版本。 他認為嚴謹的《古蘭經》文體解析顯示了穆斯林經書是合成的,而其文本的確立必是用了超過一代的時間。 萬斯布勞研究其結構和內容以後,領悟到《古蘭經》“不是一個或多個人精心履行的計劃,而是原本獨立的聖訓經長期傳述後形成的一種有機發展之產物”。 換句話說,關於《古蘭經》的由來,其文本本身所提供的證據不合乎穆斯林的匯經故事。

關於正典化,萬斯布勞也提出早期穆斯林法律資料中《古蘭經》的用法。他以認同沙赫特的論文作為出發點,說伊斯蘭法(Islamic Law)一般而言並非取自《古蘭經》的內容。萬斯布勞認為向《古蘭經》提取法律的做法在9世紀時才盛行。年代被鑒定為8世紀中葉的一個穆斯林法律文本《教義學大綱:書之一》(Fiqh Akbar I)中沒有提到《古蘭經》,也令他覺得非比尋常。萬斯布勞從這個與其他資訊所得出的結論是,即使伊斯蘭教最初兩個世紀期間已有了《古蘭經》的材料,《古蘭經》標準文本的確立 – 如奧斯曼之匯經故事所透露的 – 應該還不可能發生,因為伊曆2世紀末才是穆斯林文化活動的活躍期。

萬斯布勞的其中一個論點是,穆斯林的匯經故事展現了一種論辯性。 伊斯蘭教將其經書區分出來,不與《托拉》和《福音書》混為一談。舉例有聖訓中胡戴法 • 伊本 • 亞曼(Ḥudayfa ibn al-Yamān)對奧斯曼說的一番話:“通道之人的統帥啊!糾正這些信士們,免得他們因經典而意見不合,[如同]猶太人和基督徒鬧意見(ikhtilāf)。” 匯經故事與論證伊斯蘭教使者的先知身份大有關係。此特徵想必讓這位元學者看見這些匯經故事屬於宗教性真理宣稱的範圍。穆斯林的筆錄與他們想敘述的伊斯蘭教早期事件之間存有時距(一致同意的最短時距如今似乎是150年),該時距的重要性現已獲學者們承認。許多學者的問題只剩下這些筆錄是否可信。換句話說,這是信心的問題。萬斯布勞博士的研究有一個特色,就是他在歷史證據從缺和沒有篤信伊斯蘭教真理宣稱的情況下問道, “關於經書如何成冊一事,經文本身能告訴我們甚麼呢?”

  1. 21世紀的學術研究

邁克爾 • 庫克2000年的書《古蘭經:一個極短介紹》(The Koran: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收錄了萬斯布勞後輩之學術觀點的總結和將來之事的指標。庫克先審查了穆斯林關於奧斯曼下令匯經的聖訓,然後處理“後事和前事方面的問題”。 後事是指有些穆斯林作家引用了不合目前經文的《古蘭經》章節。庫克特別引證了一封自稱是哈桑 • 巴斯里(卒於728年)寫於約公元700年的書信。 這類資料顯示《古蘭經》文本在奧斯曼死後的幾十年內未完全定型,像它後來那樣。

至於奧斯曼下令匯經那日的“前事”,其他種種聖訓將布哈里所記的該重大匯經事件歸功於阿布 • 伯克爾或歐麥爾,有些還說伊斯蘭教使者在世期間材料已被收集。有些聖訓說奧斯曼只是編輯已擺好在他面前的抄本,而其他聖訓則稱奧斯曼積極搜集寫在動物肩胛骨和去葉棕櫚枝上的零星經文。“我們因此在我們的素材中看見了嚴重的矛盾,涉及兩個課題:何人彙集《古蘭經》,以及匯經自何物。以歷史角度來看,這些對立記載之間的差異並非微不足道。”

為了回應庫克、閔戈納、萬斯布勞和布林頓等學者對穆斯林聖訓的質疑,哈拉爾 • 莫茲奇在2001年一篇文章中為關乎兩次匯經的聖訓作出辯解。 莫茲奇是奈梅亨大學伊斯蘭研究系的教授,他認為穆斯林關於匯經的聖訓在被伊本 • 沙德和布哈里記下前早已流傳。他給先前文獻資料中關於阿布 • 伯克爾匯經的聖訓提出證據,其中一些資料還是近期才可得著的。 莫茲奇無法對奧斯曼下令匯經的故事做出同樣的事:這故事的完整版本,只在死於9世紀或更遲的作者之撰著中找得到。然而,他認為“傳述鏈解析”(isnād analysis)可探查出伊本 • 希哈卜 • 祖赫裡(Ibn Shihāb al-Zuhri,卒於742年)這一人物是那兩個故事的傳述者。 莫茲奇謝絕論斷穆斯林傳統匯經故事的可取性或它們的歷史可靠性。 他只是提出論據說那些聖訓可追溯到祖赫裡。

萊頓大學學者G.H.A. 尊保(G.H.A. Juynboll)是另一位捍衛聖訓之可靠性的學術型學者。尊保指出, “[阿布 • 伯克爾和奧斯曼之匯經] 故事所告知我們的有無基本的史實性仍是客觀的史學家們爭議的一個課題。” 他同時在關於阿布 • 伯克爾匯經的聖訓上,據理提出甚至比莫茲奇例證更早的 “史料” (historical source)。穆薩 • 伊本 • 烏克巴(Mūsā ibn ʿUqba,卒於758年)的《Maghāzī》據說含有該聖訓。但尊保這個史料的參照處出現於非常後期、由伊本 • 哈賈爾(Ibn Ḥajar,卒於1448年)所著的《Fatḥ al-bārī》中,而《Maghāzī》本身則已遺失了,只剩下一小塊殘片。

2005年和2006年時,一些學者發表了以伍麥葉王朝哈里發阿卜杜 • 麥立克(卒於705年)和其總督哈加吉 • 伊本 • 優素福(卒於714年)為焦點人物的論文。牛津大學伊斯蘭教史教授切斯 • F. 羅賓遜(Chase F. Robinson)寫道,阿卜杜 • 麥立克之治遠比奧斯曼之治更適合進行確立《古蘭經》文本的工作。 他質疑約於公元650年前正式分發定本一事的可取性。羅賓遜的理由是,其他一神教的經書在定稿過程上花了很長的時間。就阿拉伯語來說,其早期文字只不過是形體不完整的母音和輔音。奧斯曼在許多區域極不得民心,他的統治期是短暫而具爭議性的。羅賓遜詢問奧斯曼是否真的具有權柄和兵力去行據信是他所行的事。他寫道,也有證據證明早期的《古蘭經》手稿偏離了“正式”的版本。“認定《古蘭經》在很早時期便定型封閉的學者們將這些文本異於公認版本的諸多方式減到最低。”

羅賓遜作結論說,反觀阿卜杜 • 麥立克卻有魄力也會有權力下令擬訂《古蘭經》文本並加以推行。 近期圈點出阿卜杜 • 麥立克之角色的學者們包括皮爾 • 拉爾舍(Pierre Larcher)、 阿爾弗雷德-路易 • 德帕里馬、 歐麥爾 • 韓丹、 馬提亞 • 拉斯切德、 史蒂芬 • 舒梅克 和弗朗索瓦 • 圖盧茲。 拉爾舍於2005年寫道,“對大多數伊斯蘭教學家來說,奧斯曼定本是伍麥葉王朝哈里發阿卜杜 • 麥立克所推行的正式版本之‘俗’稱。” 到了更加近期,史蒂芬 • 舒梅克主張說 “阿卜杜 • 麥立克之治成了似乎是《古蘭經》最終被彙集和標準化的時期。”

勞倫斯 • 康拉德也採取了基於歷史準則來評價穆斯林聖訓的方法。他探查所謂正統(Rāshidūn)哈里發統治時的環境,並認為他們的權力停留在族長的層次。“迄今我們按阿拉伯人早期的聖訓所能知道的,是奧斯曼在任時不曾享有所需的大‘掌控權...’來迫使各地穆斯林向其旨意如編纂《古蘭經》一事屈服。” 耶魯大學教授戈瑞德 • 鮑爾靈則以一個稍微不同的角度來看,他推論說穆斯林群體在奧斯曼時代所專注的是征戰而非《古蘭經》文本的標準化。

紐約大學教授F.E. 彼得斯以類似對希伯來文聖經和《新約聖經》的論述來論述《古蘭經》成書的問題。 彼得斯處理該問題的方法,是調查7世紀和8世紀的阿拉伯語讀寫史和阿拉伯文字的發展。據他所見,7世紀時麥加和麥迪那識字的人不多。他注意到當時並沒有阿拉伯語文獻,並覺得奧斯曼權下的麥迪那可能出現專業文士之說 “極為不通” 。 論到阿拉伯文字,彼得斯在文中說7世紀和8世紀的阿拉伯文是一種殘缺的文字。它起初無法記錄母音,而且只提供非常有限的輔音符號。 “在其發展的那個階段,阿拉伯文字確實是一種粗糙的媒介。它幾乎不足於用來做筆記,更別說是記下口述了。” 由於這些和其他緣故,彼得斯發現《古蘭經》文本不可能如穆斯林聖訓所說的那樣約於公元650年在奧斯曼權下成文和定型。

阿拉伯文字發展和《古蘭經》最早期手稿的學者們也按其專長評論穆斯林聖訓。古南方阿拉伯語的學者彼得 • 斯泰因探討了7世紀前半葉時麥加和麥迪那一帶的識字水準之問題。他在文中說一些人“也許擁有做買賣所需的基本性讀寫能力”,但“掌握如閱讀文學作品所需的更高等技能可以說是不可能的。” 巴黎高等研究實踐學院的科主任弗朗索瓦 • 圖盧茲自最早期的阿拉伯語手稿了解阿拉伯文字的發展,進而以其角度來看穆斯林聖訓。他作結論說, “希賈茲字體手稿中所顯出的種種缺陷,意味著哈里發奧斯曼想要藉著書寫充分保全《古蘭經》其實是不可能的,縱然該聖訓說他那時決定記錄該啟示。”

學術型學者們在處理穆斯林傳統資料的方法上仍然意見不一。在一本題為《一位先知的死》(The Death of a Prophet)的書中,史蒂芬 • J. 舒梅克提出有力論據證明《古蘭經》文本於阿卜杜 • 麥立克年間定型。 舒梅克認為在學術研究上《古蘭經》和《新約聖經》之間持續存有不平等。他堅稱許多歷史問題其實是一樣的,並在文中說《古蘭經》的彙集和標準化“極可能發生在長度上與福音傳統同等的一段時間”。

  1. 重要主題

這個時序概述關乎穆斯林傳統之匯經故事的學術觀點,它揭露了學者們思路中的一些不同主題。

  1. 歷史可靠性的問題

在《古蘭經》學術研究的早期階段中,西方學者們往往根據源自同一傳統材料主體的其他聖訓來評估一條特定的穆斯林聖訓。學者們較後意識到在使用其中一部份來評斷另一部份之前,他們需要在整體傳統材料的歷史可靠性上作出定奪。“對探討穆斯林早期年代的史學家來說,決定這種材料的可信度是極其重要的。”

阿方斯 • 閔戈納質問諾德克等西方學者何以接受那些歸功於阿布 • 伯克爾和奧斯曼的聖訓,而非關於伊斯蘭教使者在世期間匯經的聖訓。他認為這是個武斷的選擇。諾德克藉著發問來為其選擇辯護 – 若匯經在此之前已成事 – 阿布 • 伯克爾和奧斯曼何必如此大費周章。 當然,這個問題違背了先前保證穆斯林關於阿布 • 伯克爾和奧斯曼的聖訓屬實的承諾!多年後,萬斯布勞表明“東方學學術研究在明顯缺乏理性動力之下接受了” 諾德克和舒華里對特定聖訓的提倡。

穆斯林的匯經故事是伊斯蘭教起源之傳統材料主體中的一個小部份。高德茲哈爾和沙赫特力促學者們小心處理這種材料。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R. 史蒂芬 • 亨弗雷斯(R. Stephen Humphreys)在更近期寫道,“被認為是出自[伊斯蘭教最初數十年]的每個報導在其精確性和真實性上都備受切實的挑戰。” F.E. 彼得斯同樣評述道, “研究穆罕默德和早期伊斯蘭教的史學家們似乎常常被其完全不可靠的資料所出賣。”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莫茲奇極力主張阿布 • 伯克爾下令匯經和伊曆2世紀初奧斯曼權下已流傳一個正式版本,他卻謝絕對有關聖訓的可取性發表意見,“更遑論其歷史可靠性了。”

  1. 兩個世紀的時距

在一些學者的心目中,匯經故事的可信性與一個事實有關,就是奧斯曼下令匯經的聖訓在它想敘述的該事件發生約200年後首次成文。閔戈納似乎是最先要人注意時距的學者之一,“穆先知死後238年。” 莫茲奇在仔細研究後發現,關於完整的奧斯曼故事,並無比據信為死於9世紀的作者們所寫的版本更早的文獻資料。 最早的伊斯蘭教使者傳記由伊本 • 伊斯哈格(卒於767年)所寫,卻只出現於伊本 • 希沙姆(卒於833年)的版本。關於該傳記的史學家們所面對的挑戰,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派特里夏 • 克榮在其評論中納入時距以正視聽: “試想一下根據俄利根[卒於253年] 校勘本中革利免[卒於215年] 或殉教者游斯丁[卒於165年] 的著作來重現基督教根源的可能性。”

舒梅克最近埋首於克榮博士的設想,並推測這種時距對近代《新約聖經》研究會有甚麼影響。 他指出一些《新約聖經》學者對福音記載高度懷疑,“即便它們在想敘述的那些事件發生約40年後首次成文”。 舒梅克對照了這點和伊斯蘭聖訓,“後者乍看之下似乎在事情本身發生超過一個世紀後才被編寫”。儘管如此,他寫道,“我們對穆罕默德和第一世紀伊斯蘭教的歷史知識,遠比我們對耶穌和第一世紀基督教的歷史知識更為有限和不確定。”

  1. 匯經故事之間的混淆

布林頓和萬斯布勞稱穆斯林種種關於早期匯經的記載混淆而矛盾,如以上第2段落所詳述的。閔戈納是其中一位最先對穆斯林匯經聖訓之間的參差提出疑問的人。布林頓順道列出和討論各種匯經記載的細節。 A.T. 威爾切(A.T. Welch)寫道, “正典聖訓集和其他早期穆斯林文獻中的另類記載抵觸了大多數[關於匯經]的要點” 。 他舉例指出, “四大哈里發中的每一位都有人稱是最先彙集《古蘭經》的人” 。

  1. 阿卜杜 • 麥立克和哈加吉 • 伊本 • 優素福的角色

過去十年間,一些學者已確認了學術型學者們在一個多世紀前首次提出的一個主張:關於《古蘭經》的定型,人們應該調查伍麥葉王朝的哈里發阿卜杜 • 麥立克和其總督哈加吉 • 伊本 • 優素福是否涉及,而非認定阿布 • 伯克爾和奧斯曼是經手人。這個近期的趨勢似乎使一些其他的學者感到意外。 是卡薩諾瓦和閔戈納最先在西方渲染這個穆斯林故事的。兩人皆提到哈加吉在肯迪的記載中扎上一角。 亞瑟 • 傑佛瑞指出提及哈加吉角色的,還有另一早期基督教的文獻,也被認為是利奧三世所寫的書信。 停滯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後,各路學者都基於種種原因來考察這個故事。

  1. 可取性和其他問題

有些學術型學者 – 如切斯 • 羅賓遜所說的 – “篤信穆斯林所創造的歷史, 可與非穆斯林所創造的相提並論”。他們行使自由對穆斯林傳統的匯經故事提出種種問題。鮑爾靈博士問道,撇開靈感和眼光不說,奧斯曼在忙於征戰之際是否會有時間和體力來導引標準化《古蘭經》的工作。 彼得斯博士和其他學者們也納悶約於公元650年時奧斯曼是否真的有能力強制推行一個標準化過的文本。 “奧斯曼在許多區域極不得民心,他的統治期是短暫而具爭議性的”。

學者們也提出7世紀中葉時阿拉伯文字如何能為原本“諭示”擬定讀音的合理問題。圖盧茲博士在《古蘭經》最早期手稿上的研究使他斷定在當時保全《古蘭經》是不可能的。他基於這點質疑有關奧斯曼動機的傳統記載。根據該著名的聖訓,奧斯曼設其版本的用意是要解決穆斯林戰士們以不同方式誦讀《古蘭經》的難題。但圖盧茲博士寫道,奧斯曼時代的阿拉伯文字未成熟到足於實現此目標:

…該時期的手稿變音符很少又無短元音符或正音符,根本無法提供解決方案。按此事件的古典記載,這位元哈里發據說一直都在尋找該方案。這些手稿中所發現額外異文和正典列項的審核顯示,其輔音骨架(rasm)本身尚未變成我們後來所知的形狀。

一些學者也問說一部重大經書的正典化是否可能如穆斯林聖訓所宣稱的,在大致20年內發生。萬斯布勞引述了舒華里的見解,即在正典的形成上,《古蘭經》根本不同於猶太教和基督教的經書。 他繼而寫道,“我覺得至少說得通是,《古蘭經》本身的證據不怎麼能證實該斷言,因為它與解經傳統的證據分的相當開。” 萬斯布勞反而主張其證據顯示一段更長的發展期。

  1. 伊斯蘭教護教和論辯的需求

閔戈納認為,穆斯林關於《古蘭經》彙集的聖訓在穆斯林作家和有經人之間的論辯氛圍中產生。 一個清楚的論辯跡象,可見於聖訓中胡戴法 • 伊本 • 亞曼對奧斯曼說的一番話:“通道之人的統帥啊!糾正這些信士們,免得他們因經典而意見不合,[如同]猶太人和基督徒鬧意見(ikhtilāf)。” 萬斯布勞也找到了這個主題的證據。 彼得斯認為,較後時期的巴格達擁有 “龐大和敢於直言的基督徒和猶太人群體” ,因為產生了 “護教動機,按常見的經書樣式將伊斯蘭教口傳的《古蘭經》轉化成一部經典。”

  1. 學者們意見不一

過去40年可見到一些質疑穆斯林聖訓和西方學術“共識”的《古蘭經》由來論冒現。莫茲奇提出了一個處理這些新理論的合理方式:“其學術研究各個都是高妙之作,其論據和方法的素質使之值得仔細研究”。

學術型學者們彼此意見不合。萬斯布勞示範了一種方式,來論述他審查布林頓的《古蘭經之彙集》(The Collection of Qur’ān)時所強烈反對的想法。 萬斯布勞確認並盡可能加以肯定意見一致之處;他不同意時就直截了當提供理由;他將其評論局限於布林頓作品的論據和方法,藉此突出其重要性。即使特定學者們的理論被質疑或變得極不受歡迎時,這個產生結論的嚴謹研究還是會對許多人有幫助。萬斯布勞的《古蘭經研究》(Quranic Studies)所體現的《古蘭經》學術探討在近幾十年受到許多學者的強烈批評。但康拉德在為之辯護時解釋說,“其成果可能令人質疑,但其方法論卻擺明了必須在歷史研究中考量所有的證據和估定其優點:大多數人對資料的意見絕不會因為它是多數意見就正確”。

哈里發奧斯曼約於公元650年下令將伊斯蘭教使者的諭示彙集、編輯和確立在一部定型、不變的文獻中是穆斯林重要的真理宣稱。本章呈現了一些學術型學者對此宣稱的看法。由於這些學術看法與穆斯林聖訓不一致,便容易讓人認為這些學者是要敵對伊斯蘭教和穆斯林們。然而,這種思考方式是對近代學術研究的一種誤解,因為它具有避免論斷宗教真理的理想。倒不如像G.H.A. 尊保所寫的, “[阿布 • 伯克爾和奧斯曼之匯經] 故事所告知我們的有無基本的史實性仍是客觀的史學家們爭議的一個課題,尤其是次者。”

以其研究來革新聖訓學的學者約瑟夫 • 沙赫特寫道,他在探討其論題時完全沒打算去發現自己所發現的。“提到過去大約十年期間文本證據令我折服的成果,沒有人比我自己更驚訝了;但是回想起來,我看不到有其他成果,是可能在絕對根基上與我們對伊斯蘭教最初兩三個世紀的歷史性和批判性研究一致的。”

康拉德解釋說,一些學者投以《古蘭經》的“批判眼光”與他們久用於基督教和猶太教經書的學術方法屬同一類。“高德茲哈爾、諾德克和威豪森(Wellhausen)等東方學先驅的作品在方法論上立基於威廉 • 蓋格(Wilhem Geiger)的作品,後者是《舊約聖經》的大批判家,藉著他又可追溯到史特勞斯(Strauss)、鮑爾和圖賓根學院的作品”。 史特勞斯、鮑爾和圖賓根學院的作品正是《論證真理》試圖用來針對《聖經》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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