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普凡達的最後評估

(對照穆雷森-阿諾德、繆爾、斯普倫格和韋伊(Muehleisen-Arnold, Muir, Sprenger and Weil)評價普凡達)

 

引言

現在我們來到最後一章,在這裡我們評估我們迄今為止所研究的內容,結合普凡達所處的時代背景、他的同行和他的學術環境審視他,以確定他是否確實應該承受他一生中所面對的責難,甚至在今天仍然受到責難。但在我們評估他之前,讓我們回顧一下我們已經學到的內容。

我們注意到,1854年穆納扎拉(Munazara)事件似乎給許多人對普凡達的看法蒙上了陰影,認為他只不過是一個「熱心」的爭議性人物,一個對穆斯林是誰或他們獲取內容的來源沒有什麼把握的人。【1】同行的宣教士、【2】穆斯林學者、【3】政治學者權威、【4】甚至朋友都認為1854年穆納扎拉事件是一場災難,【5】並指責普凡達使教會名譽掃地,【6】以至於他被調離阿格拉(Agra),派往白沙瓦(Peshawar),【7】隨後又被派往伊斯坦布爾(Istanbul)。然而,即使在那裡,在他最後的事工禾場,他也被英國媒體嘲笑,【8】更重要的是,被他的宣教同伴嘲笑。【9】

對普凡達的這種批評【10】一直持續到現今,有些人認為他的風格是「尖銳和刺耳的元素」,【11】還有人認為他沒有提出「智力的要求」(intellectual demand),【12】或者認為他的神學沒有什麼深度,應該因為他爭議性的論戰方法給教會帶來尷尬而受到責難,他們認為這些方法根本對真正的宣教士不適合。【13】

甚至諾曼•丹尼爾斯(Norman Daniels)在1966年也認為普凡達的方法論不合邏輯,「沒有智力的要求」,【14】克利斯蒂安•特羅爾(Christian Troll)在他1994年的文章中在涉及他的書和辯論時,提到了普凡達的「咄咄逼人的行動和寫作」。【15】

甚至到今天還有人認為,我們目前在穆斯林世界所見證的高度辯論性的反基督教文學,特別是在互聯網上,也許可以歸因於長久以來對150年前普凡達論戰的持續反應。【16】

由於這種負面的批評,我們的眼光就需要超越失敗的1854年穆納扎拉事件,以確認普凡達是否不僅僅單純是一個爭議性人物,他在公開場合的宣教方法,加上他的書面專著,造成的問題比提供的解答更多。我們需要評估他是否真的了解讓他傾注了他40年時間的穆斯林,以及他是否正確評判了他究極一生參與的宗教。但除此之外,我們還想知道他的工作是否比生活在他那個時代,在他那個領域工作的學者做得更好。

為了達成我們的研究,我們需要留意他所工作的19世紀歐洲學術界的情況,以更好地確定他的護教學和論戰思想與其他人相比有多恰當,要查驗普凡達的思想是否與其他人相比目的不同,或者與其他人相比他的工作對象是一群不同的穆斯林,以及他是否因此就應當承擔當時和現在所得到的不利聲譽。

我們試圖確定普凡達是否只是一個獨行的「爭議性人物」,與他那個時期的學術界脫節,格格不入,或者是否他的神學著作與當時的同行相比不僅顯得有些異類,而且甚至在某些方面具有開拓性和創造性,特別是當人們了解他當時的目的和他所處的伊斯蘭環境時。

 

【一】卡爾•普凡達(KARL PFANDER)博士的生平

我們從普凡達的生平開始,看看他早期的學術影響,以便了解是什麼不僅塑造了他的身份,而且後來成為他的主要動力,以及他牧者生涯中的宣教重點。

我們注意到,他曾就讀巴塞爾(Basel)神學院並且在那裡得以鍛造,在這裡,學生們被有意訓練成與其他宗教進行神學對壘(即使用護教學和辯論術作為他們的方法)。【17】正是這種更具對抗性的訓練法則對普凡達後來在穆斯林中的宣教生涯產生了影響。

我們還發現到,當他真的來到宣教禾場時,他找到用以支持基督教的以穆斯林語言寫成的書面材料少之又少,更別說反駁伊斯蘭的材料。這使得普凡達不得不寫下他對伊斯蘭最負盛名的回應《權衡真理》(The Balance of Truth),它最為人所知的是其印度斯坦語的名字,Mizan ul Haqq。【18】

穆斯林之所以邀請普凡達進行論戰,主要是由於這本書及其對伊斯蘭的挑戰,【19】當時他對此持保留態度,他認為「這種公開討論不會帶來什麼好處」,不過他後來還是勉強同意了,因為他感到,「穆罕默德教徒應該嘗試用證據來支持他們的宗教,而不是用刀劍」。【20】

 

【二】偉大的1854年穆納扎拉(MUNAZARA)事件

很明顯,普凡達在辯論中敗下陣來,羅伯特•伯納德•丹恩(Robert Bernard Dann)最好地總結了原因,他提出:

「從戰術上說他在策略上失敗了。在他自己的腦海中如此清晰的論點到頭來卻是太過微妙,以至於無法與他對手的簡單主張相抗衡,甚至他的『副手』…也以東方人可以想像的最屈辱的方式出賣了他。」【21】

辯論結束後,普凡達毫不畏懼,他可能是當時歐洲唯一繼續主張更公開和對抗性的方法仍然合適的福音派人士。【22】因此,在伊斯坦布爾,「他站在大橋上或要道上,不僅毫無吹噓,也毫無畏懼地宣揚基督信仰的真理和美好。」【23】

盡管他的方法存在爭議,但他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不幸的是,他的皈依者中約有40—50人後來被蘇丹(sultan,某些伊斯蘭國家統治者的稱號)判處到船上做苦役,普凡達的抗議也無濟於事。【24】同時,回到次大陸,其他印度的皈依者接過他的衣缽,繼續進行辯論,其中包括:

「一個由皈依者組成的網路,有些來自印度教,但大多數來自伊斯蘭,而且很重要的是,他們所有人都是在普凡達陷入爭議時期初次接觸到基督教,即使最終決定洗禮是在1857年之後。」【25】

這些人中有三位比較值得注意的人物,拉姆•昌德拉(Ram Chandra),【26】毛拉維•伊瑪德—丁(Maulawi Imad ud-Din),【27】和毛拉維•薩夫達•阿里(Maulawi Safdar Ali)。【28】看來,雖然歐洲宣教士群體不能認識到這種宣教方法的好處,但印度人可以,這表明普凡達比大多數人更了解他所處環境的核心脈搏。或者說,這大概與他周圍的宣教士群體在發生變化的事實有很大關係。

 

【三】調和(conciliate)或對抗(confront)

顯然,看起來針對伊斯蘭以及穆斯林本身,有一種改變和調和心態正在慢慢出現,這種心態在學者圈子和19世紀的歐洲學術界中蔓延開來,這對歐洲宣教士群體也造成了影響。

克林頓•貝內特(Clinton Bennett)在對19世紀的研究中注意到兩個截然不同的對立群體,他是在該世紀的西方伊斯蘭學者中發現的;第一個群體他稱之為「調和派」,第二個群體他稱之為「對抗派」,以此界定那些要麼支持抑或反對伊斯蘭的學者。【29】

當我們對19世紀歐洲伊斯蘭學術界做一個迅速的調查,調和派似乎有較大的代表性。

很明顯,普凡達不太可能會與眾多持有調和觀點的人和睦相處,相反他堅定地屬於對抗群體的陣營。像他們一樣,他與數百名穆斯林建立了長期而富有成效的關係,長期生活在他們中間,並學會了他們的六種語言。【30】他毫不畏懼與穆斯林公開接觸,無論是在他居住的城市的公共市場,還是在公開的正式辯論中,他的所有神學論述都在諸多不同的方面挑戰伊斯蘭的根基。

普凡達在其40年的宣教生涯中自始至終保持著對伊斯蘭的對抗風格,與其他人截然不同,比如提斯達爾(Tisdall),最初在19世紀末的時候,他是一個對抗主義者,但後來有所改變,在1910年當他重寫普凡達的《權衡真理》時採用了調和的策略,在他較新的版本中甚至顛覆了普凡達的一些內容的本意,意圖以此安撫他的穆斯林讀者。

那些支持調和觀點的人對普凡達採取了敵對立場,這也能讓人理解,他們運用犀利的言辭描述他的事工,比如「心胸狹隘」,「歐洲中心主義」、「迎合諂媚」、「麻木不仁」,「孤立主義」,「天真幼稚」,以及「粗製濫造」。【31】然而,他的批評者中鮮有幾個人曾經評估普凡達非常多產且影響很大的神學著作,也不曾評估這些著作在印度次大陸的基督教圈子中產生的影響。

 

【四】對普凡達著作的批判

那麼,與其他學者相比,有關普凡達涉及聖經、古蘭經和先知穆罕默德的書面辯護,我們能說什麼呢?

 

【A】全面的批判

當我們思考聖經時,我們注意到普凡達的護教學思想比其他兩位學者(穆雷森•阿諾德和繆爾)更全面。他在他的書的導言中就開始了他的批判性回應,【32】並在他著作的主要部分中一直堅持這些回應。【33】此外,相比穆雷森—阿諾德(Muehleisen-Arnold)【34】和繆爾(Muir)【35】,他更嚴謹地處理穆斯林對聖經的挑戰。

在思考普凡達對古蘭經提出的挑戰時,我們將他與更多的他同時代的人進行比較,並注意到在我們觀察的16位學者中,有12位對古蘭經持調和觀點,而其餘4位則沒有,這代表了一個相當弱勢的主張對抗的群體,然而,普凡達在這個群體中會感到受到歡迎。

許多為調和觀點辯護的人讚賞古蘭經的假定的關聯性,尤其是其道德基礎,聲稱它(古蘭經)是「人類最偉大的文學傑作之一」,【36】不過,他們除此之外卻緘默不語,沒有提供具體的例子來支持他們的觀點。

有趣的是,對抗派強烈反對的正是這一領域,有人甚至稱其為「這本拙劣的書…」(this wretched book)【37】然而,與調和派不同的是,他們用具體的例子來強調他們為何如此強烈地反對古蘭經(即古蘭經崇尚暴力的經文,古蘭經主張對婦女古舊陳腐的待遇,古蘭經在現代社會中的不合時宜等),經常直接引用伊斯蘭的資料來支援自己的觀點。【38】

為了評估普凡達對古蘭經的態度,我們將他與其他三位學者(穆雷森—阿諾德博士、繆爾博士和韋伊博士)進行了更明確的比較,之所以選擇他們,是因為他們與普凡達一樣,生活在穆斯林中間,寫過關於古蘭經的學術論文,並且以前就這個問題有過討論或辯論。

我們研究了古蘭經的12個領域(7個內部領域,5個外部領域),從中我們發現一些模式,將普凡達與其他人區分開。

雖然穆雷森—阿諾德和繆爾得出了類似的主張對抗的結論,但韋伊(Weil)(除了有一個奇怪的例外),【39】並沒有得出這樣的結論,他經常尋求一種調和的方式,有時幾乎為伊斯蘭的立場進行護教式的表達。

普凡達作為最強的批評家無疑在四人中脫穎而出。例如,在我們研究古蘭經的12個領域中,他對其中9個領域提出了質疑,幾乎每個領域都指出了文本及其內容的弱點和不足之處,並且比其他三人更加清楚、更加直接地描述了他的批評。【40】

當我們繼續轉而評估穆罕默德時,在我們觀察的9位學者中,有6位有調和的傾向,其餘3位的觀點比較主張對抗,再次表明調和派在19世紀處於支配地位。

調和派之所以喜愛穆罕默德,因為他的「謙遜」性格和「簡化」的生活方式,以及他精明的領導能力,他們經常用讚譽之詞來描述他,【41】這與對抗派形成鮮明對比,他們認為穆罕默德暴力,而且經常使用粗鄙之詞,這與調和派形成鮮明對比。【42】

我們再次注意到,調和派往往沒有與穆斯林長期接觸過,他們傾向於從西方來源獲得他們的觀點,而對抗派則不同,他們從他們的穆斯林朋友同樣的伊斯蘭資料中獲得對穆罕默德的看法。

我們挑選出來與普凡達進行比較的三位特定的學者(斯普倫格、繆爾和韋伊),在許多方面都與他不太一樣。在我們評估的十個領域中,除了繆爾(他在大多數問題上與普凡達最接近),斯普倫格(Sprenger)認為其中四個領域並不重要,而且忘了對其中一個領域進行評論。【43】韋伊認為其中五個領域並不十分重要,甚至不願對其中三個領域進行評論。【44】相較之下,普凡達對所有十個領域都作出了回應,而且是他們中唯一的一個對每個領域都提出批評的人。【45】這可能是因為他知道這些領域對他多年來在穆斯林中宣教所接觸的穆斯林都很重要,因為他在介紹每個主題時都會提到他們的挑戰。

 

【B】評估目標受眾

在這項普凡達和他的同事之間的研究中出現了一些模式。其中之一是他們著作的目標讀者。很明顯,普凡達心目中的讀者與其他學者不同。

當我們思考學者對聖經的評價時,我們注意到穆雷森—阿諾德和繆爾似乎以歐洲讀者為目標,因為他們在論文中很少提到任何穆斯林的具體討論或挑戰。【46】

另一方面,普凡達心系穆斯林讀者,直接對他們說話,【47】同時經常提到與他進行討論的某些「穆罕默德教博士」,【48】因此他慣常地引用古蘭經和傳統來為聖經辯護,可能是為了打動持懷疑態度的穆斯林讀者,同時通過使用他們自己的權威讀物,也就是他們信任和熟悉的東西,來化解伊斯蘭最有力的批評之一,為聖經提供可信性。【49】

有些時候,普凡達為聖經引入的材料要麼被穆雷森—阿諾德和繆爾遺忘,要麼不被認為是重要的,例如,他的關於新舊約之間差異的辯護,引入「漸進式啟示」作為解決方案,馬太福音第5章就是完美的例子。【50】

關於我們的學者對穆罕默德評價的目標受眾,我們注意到,斯普倫格和韋伊主要對歐洲讀者感興趣(或者就韋伊而言,他稱之為「文明和開明」的自由派穆斯林讀者),【51】正如他們在討論中提到的那樣,因此在試圖幫助他們的讀者理解穆罕默德的許多困難方面,他們的積極性要高得多,他們對穆罕默德有更強的讚賞和支持,【52】超過我們在普凡達或繆爾身上發現的情況。

 

【C】評估方法

這提出了另一個對比的領域,即每個學者使用的方法。

在介紹他獨特的護教學方案時,普凡達往往會創造一種對等的辯論手段。他希望將他認為是聖經所特有的,但同時又與古蘭經對照明顯不同的觀點編入他的護教學論點中,【53】從而同時對兩本書進行辯護和挑戰;而他的理由是,與他同時代的人不同,他既是一個護教學者,也是一個運用他的學術天賦來傳福音的論證者。

以他對馬太福音5:43—44的介紹為例,【54】他認為聖經關於和平的獨特教導在其他地方都找不到,包括古蘭經。諸如此類的例子清楚表明,普凡達的方法是在他參與的許多論證中使用對等原則,介紹基督教和伊斯蘭的觀點和信仰,並允許讀者評估每個立場,然後得出他們自己的結論,使自己與他這個領域中幾乎所有其他19世紀的學者區分開來。

在評估古蘭經時,我們可以發現這種相同的方法論模式。穆雷森—阿諾德和繆爾傾向於只為他們的西歐聽眾描述古蘭經,很少選擇批評他們所發現的東西。【55】韋伊同樣選擇描述,並為任何針對它的批評進行辯護,為任何可能存在的弱點尋求政治和歷史解答,【56】尤其是當他發現任何關於超自然事件的參考。【57】

然而,普凡達超越了這三者,故意批評其內容以及許多應用,更不用說其表面上的不合時宜,他既是基督教的辯護人,又是反對伊斯蘭的論證者,他引入的每一個論點都同時捍衛和對抗這兩個啟示,證明他是一個不妥協的佈道者。【58】

因此,在幾乎每一場古蘭經的論戰中,都夾雜著深刻的辯解,這些辯解幾乎都是基於耶穌基督的宣講和榜樣,【59】他認為耶穌基督不僅是最好的,而且在某些情況下是伊斯蘭所能提供之餘的唯一選擇,因為正如他所說,「福音在最高程度上給予人類安慰和安息。」【60】

普凡達在對穆罕默德的評估中也延續了這種福音宣教的熱情。我們看到,在我們考察的十個領域中,有八個領域都體現了這一點,他在其中穿插了穆罕默德和耶穌之間的比較,以證明在每一種情況下,耶穌都是更好的、更適合今天的典範,這表明了這樣一種觀點:巧妙的護教學可以和有價值的辯論一樣有效。【61】

 

【D】評估來源

當我們觀察他所使用的資料來源時,與其他學者相比,也可以注意到普凡達的獨特方法。在評估古蘭經時,很明顯,穆雷森—阿諾德的最大數量的觀點都來自其他西方學者,【62】包括普凡達本人。【63】然而,繆爾幾乎沒有借鑒西方學者,【64】在古蘭經之外,只提到了三位穆斯林學者。【65】有趣的是,韋伊使用的西方學者比繆爾多,但比穆雷森—阿諾德少,【66】他的穆斯林來源只提到了古蘭經和布哈里聖訓(Bukhari)。【67】

另一方面,普凡達只採用了三位西方學者【68】,而他採用了超過26位穆斯林學者【69】,來自波斯語、韃靼語、亞美尼亞語、印地語和烏都語的伊斯蘭資料。【70】這表明,普凡達比其他三位學者更會顧及到穆斯林讀者,並希望採用他的穆斯林讀者最熟悉的資料,因此可以信任。

他很清楚,他的穆斯林讀者不僅知識淵博,而且是經驗豐富的論證者。【71】因此,他只使用那些他以前與他們公開討論或辯論過的主題,或在他早期的小冊子或書籍中寫過的主題。他相當謹慎地找出他資料的來源,主要採用了國內知名的伊斯蘭學者,並審慎地核准了文獻,這表明他不僅比任何其他人更了解他的聽眾,而且試圖讓他們參與到他們自己的專業領域中。【72】

即使當我們審視我們的學者對穆罕默德的評價,在比較普凡達和其他三人時,我們發現,雖然他們確實使用了一些伊斯蘭的資料(其中以斯普倫格的資料最多),但他們大多使用了各種西方和歐洲的資料。作為對比,普凡達在對穆罕默德的看法上幾乎完全使用了伊斯蘭來源,提醒讀者他們是誰,以及他的觀點來自哪裡。

 

【五】為對抗辯護

在與伊斯蘭接觸的過程中,19世紀的學術界的態度似乎從對抗轉向了貝內特(Bennett)所稱的調和。【73】我們必須要問,作為對抗觀點陣營中不可或缺的一員,普凡達是否應該因為他對古蘭經和穆罕默德持續不斷的辯論態度得到支持。

尤金•斯托克(Eugene Stock)在撰寫「英行教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英國聖公會差會)的歷史時,提到了某位「里奇韋先生」(Mr. Ridgeway),他為1864年10月的郵訊報(Intelligencer)撰寫了一篇文章,標題很長,《如果爭議被阻斷就不可能開展針對穆罕默德教徒的宣教工作》(Missionary Work as regards Mohammedans impossible if controversy be interdicted)。【74】

在這篇文章中,里奇韋先生提到了關於在對抗穆斯林時什麼是合理的問題,或者如他所說的「爭議」。這篇文章是針對1864年普凡達及其團隊的40多名土耳其皈依者在伊斯坦布爾被捕而寫的,隨後英國媒體和其他宣教士同行對普凡達進行了大量指責。【75】

里奇韋對他們的批評的反駁,不僅集中在需要接受他所說的「爭議」,或者甚至說,在宣教士學中的對抗,而且還包括爭議的實際含義。他說,

「我們所理解的爭議,不是指尖銳的、刺激性的指責,宣教士們深知這些指責是多麼的不合適和有害,所以他們一直避免這種指責,而是指對相互衝突的宗教體系進行冷靜的調查,這是決定『哪個是真,哪個是假』這一重要問題所不可缺少的。」【76】

據斯托克說,里奇韋隨後顛倒了論點,認為由於伊斯蘭先前對基督徒的所作所為,應該是基督徒有權利與伊斯蘭對抗;用他的話來說,

「從歷史上看,從一開始伊斯蘭本身就是對基督教的一種侵略,因此要論證基督教有權利在看到和聽聞穆罕默德教徒的言行時為自己辯護。」【77】

通過這兩段引述,里奇韋可能給我們提供了為普凡達的對抗性觀點進行的可能最好的辯護,他明確要求,既然伊斯蘭一直被允許有對抗基督教的權利,那麼也必須允許像普凡達這樣的基督徒得到對等的權利,原因很簡單,伊斯蘭和其他事物一樣,有權與其他信仰一起被平等地高舉,這樣讀者就可以確定哪些觀點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此外,根據定義,既然福音對穆斯林來說是對抗性的,【78】基督徒應該期待從穆斯林那裡得到類似的對抗性回應,讓那些聽到的人有可能在接下來兩種立場之間進行評估,並得出他們自己的結論。

20世紀後期與伊斯蘭對抗的撒母耳•池維謀(Samuel Zwemer)會是第一個同意的人;正如他所說,

「如果接觸穆斯林的宣教士所堅持的信條有所妥協,堅持這樣信條的熱情不如忠心和正統的穆斯林對自己的信條所付出的熱情—那麼這對宣教士來說就更糟糕了。」【79】

正如我們所指出的,普凡達不僅是基督教的護教者,同時也是反對伊斯蘭的論證者,利用同一論點為一方辯護的同時挑戰另一方。

雖然這似乎是兩個不同的,有時是有分歧的論證領域,但普凡達還是成為了這兩個領域的大師,按照里奇韋和池維謀的說法,他應該有一切的自由來這麼做。

 

【A】理解護教學(apologetics)和論證法(polemics)

當有人從事護教學工作時,他們會需要對自己的主題有詳盡的了解並且追根溯源,盡管他們不一定需要對挑戰他們的人了解很多,也不一定需要了解他們的想法,以便為自己的立場進行有力的辯護。

另一方面,論證法是挑戰對方的觀點,因此會需要論證者詳盡地了解對方的材料,不僅能夠充分地挑戰它,而且能夠從對方的立場使用充分的原始材料為這些挑戰辯護。

因此,像普凡達這樣的基督教論證者在面對伊斯蘭時,最為穩妥的是不僅了解如何回擊穆斯林宣導者對基督教提出的問題,還要能夠質疑穆斯林的伊斯蘭基礎。換言之,他必須同時是基督教和伊斯蘭的專家。

普凡達不僅是一位優秀的護教學者,也是一位優秀的論證者,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他既為聖經辯護,又與古蘭經對抗(類似地也維護耶穌和質疑穆罕默德),巧妙熟練地對基督教和伊斯蘭提出同樣的問題,他知道這樣做不僅是在加強基督教的權威,同時也在削弱伊斯蘭的權威。

對於19世紀許多描寫伊斯蘭的人來說,他們的興趣異常地只在於描述古蘭經和穆罕默德。他們對聖經沒有多說什麼,因為這與他們想說的論點沒有密切關聯。

普凡達則不同,可能是因為他是一名宣教士,他的主要目的是說服讀者(他假定他們是穆斯林),讓他們明白不僅聖經優於古蘭經,而且耶穌優於穆罕默德。

因此,雖然他對古蘭經和穆罕默德有很多話要說,但他對聖經和耶穌同樣也有很多話要說。

 

【六】普凡達的弱點

但他並不總是做得很好。

例如,在與拉赫馬特•阿拉•凱蘭維(Rahmat Allah Kairanvi)的辯論中提出質疑時,普凡達顯然沒留意歐洲自由派對聖經的最新批評,因此被有備而來的拉赫馬特•阿拉「逮個正著」。【80】

普凡達也不知道拉赫馬特•阿拉在辯論中提出的某些在神學上有爭議的材料(甚至可能是異端),【81】如果他早知道的話,這會有助於他反駁拉赫馬特•阿拉。【82】

他還誇大了他對聖經權威性的辯護,聲稱「沒有任何聖經手抄本被修改或變更」,【83】這是錯誤的;然而,50年後的1910年,正是提斯達爾不得不糾正他的錯誤。【84】

普凡達在他的著作中也不總是使用最有力的論據。例如,在證實早期聖經手抄本的證據時,他沒有包括對早期古蘭經手抄本的同等質疑。這一遺漏可能是由於他沒有(像我們現在這樣)認識到19世紀時古蘭經手抄本的匱乏。如果他認識到了,他本可以提出一個極好的反駁論證,不僅可以比較兩部啟示性書籍的手抄本數量,還可以比較古蘭經手抄本中發現的眾多變體。【85】

人們還可以認為,韋伊有時比普凡達是一個更好的學者。在比較古蘭經的七種誦讀時,表面上看顯而易見的是,鑒於普凡達只滿足於快速提出反詰觀點並繼續論證,韋伊則試圖梳理出這七種誦讀的緣由,甚至提出這些誦讀改變了文本的含義,而我們現在知道是正確的。【86】

 

【七】普凡達的語言

另一個可能的弱點是普凡達對穆斯林使用的對抗性語言,這也是許多後來者認為他的方法和他的著作有害的原因之一。【87】然而,當我們審視他如何對抗和挑戰古蘭經和穆罕默德時,我們發現他並沒有像19世紀的其他一些學者那樣使用對抗的語言。

例如,湯瑪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在談到穆罕默德時說:「一個偉大的粗魯的人類靈魂;沒有受過教育…愚蠢…一個沒有文化的半野蠻的自然之子…一個沒有眼睛和心靈的饑餓騙子」;【88】或者亞瑟•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他把古蘭經稱為「這本拙劣的書」(wretched book),把伊斯蘭稱為「最可悲和最低劣的有神論形式」。【89】威廉•埃瓦特•格萊斯頓(William Ewart Gladstone)也使用了強烈的語言,他將古蘭經稱為「…一本可憎的書」。【90】甚至提斯達爾在其早期1894年出版的題為《新月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the Crescent)一書中,也明確將伊斯蘭稱為「一種沒有基督的信條」,以及「一種持久的墮落原則」。【91】

此外,在本研究我們所選擇的學者中,我們可以找到比普凡達表達的更強烈和更具對抗性的語言的例子。

以斯普倫格為例,他在談到穆罕默德的喜怒無常時,提到他「像一個歇斯底里的女人一樣啜泣【並且】像駱駝一樣咆哮」;【92】或在談到他的暴力時說,「在某些情況下,他的行為和他的詩歌一樣無情」;【93】而在談到他不穩定的心智時,說他是「一個徹底的狂熱分子」,甚至「瘋癲」。【94】

繆爾以類似方式提到了穆罕默德,說到他的嘴會吐白沫,或者他會像駱駝一樣吼叫,甚至汗水會從他的眉頭流下來,他的眼神變得狂暴;就像一個酒醉的人。【95】在說到印度穆斯林時,繆爾稱他們為「混合了無知和偏執」,【96】在說到穆罕默德時,稱他為「被定罪的人」。【97】

還有一個很典型的調和派的例子,查理斯•福斯特(Charles Forster),他認為伊斯蘭實現了對亞伯拉罕的福氣,但在提到穆罕默德時使用了強硬的語言,稱他為「一個冒名頂替者,庸俗,注重感官愉悅,邪惡如魔鬼,甚至超出了他自己的淫蕩信條的許可」。1414

還有一個例子是非常和善的查理斯—福斯特,他認為伊斯蘭是對應許給亞伯拉罕的福氣的一種成就,但在提到穆罕默德時卻使用了強烈的語言,稱他是「一個冒牌貨,世俗的、感官的、魔鬼的,其行為甚至超出了他自己放肆信條的許可」。【98】

相比之下,雖然普凡達使用了類似的語言,但他總是小心翼翼地將觀點置於古蘭經或其他伊斯蘭資料來源中,以保持他的可信度,並遠離不必要的誤解。

 

【八】普凡達的優勢

當我們的研究接近尾聲時,我們再次詢問普凡達是否配得上他在生時(以及此後)受到的批評,並評估他與本世紀的其他學者相比是否表現良好,或者他是否確實是一個先驅者。

從我們的研究中可以清楚看出,普凡達對他的研究對象非常了解,事實上往往比他的同事更了解。普凡達所選擇的評估和批評的領域,包括聖經、古蘭經和穆罕默德,都對我們所使用的其他四位學者來說並不總是了解的,或者有時忘記的領域。對於任何公開從事與穆斯林相關工作的人來說,他們會知道普凡達選擇的主題都很重要,因為即使在今天,它們仍然是最普遍的討論和挑戰領域。【99】

那麼,普凡達是一個先驅者嗎?當然,他提出的一些想法是獨特的,具有開拓性。例如,他提出適用於耶穌和穆罕默德的四項關於先知身份的符合聖經的資格條件,【100】這些資格條件今天仍然適合應用於任何聲稱身負這種職分的人,如果他們確實想被列入聖經規定的先知行列之中。或者他對屬靈聖化的救贖品質的應用,作為一種「改革和更新」的媒介,普凡達認為,這將對一個人的家庭、社區,甚至最終對一個人的文化產生積極的影響,在今天更被稱為「救贖和提升」。

然而,就在我們觀察他的生平和事奉時,我們才真正發現普凡達的開拓性品質。在他40年的事工生涯中,普凡達在更多的穆斯林環境中度過了更多的時間,學習和使用更多的伊斯蘭語言,【101】同時參加了更公開的活動,與任何其他我們拿來進行對照的19世紀的學者相比,他「被詛咒、被圍攻、被唾棄」【102】的頻率更高,包括我們所選擇的四位特定的同事在內。【103】

由於他的豐富經驗和學識,他比我們與之比較的任何一個人都更了解他的聽眾,並更徹底地運用他們的材料。結果,他採用了更多種類的穆斯林資料來源,引用的穆斯林學者比其他人加起來還要多,【104】而且比其他人更早地使用這些資料。【105】

當我們提到他所討論的主題時,他對聖經的辯解比穆雷森—阿諾德和繆爾的辯解要長得多,論證也更認真,而他對古蘭經和穆罕默德的論證則比繆爾、韋伊或斯普倫格的論證都更有力,更有說服力。【106】

如果普凡達只是一個學者,沒有涉及到宣教或護教學,他仍然會被譽為他那一代最重要的先鋒學者之一,因為上面提到的領域。然而,他的首要目標非常明確,就是通過清晰簡明的介紹,說服他的穆斯林讀者相信福音的真理,然後讓事實本身說話;正如他所說的那樣,

「我們寫這本書的目的不是為了引發爭議和爭鬥:它只是為了讓那些誠摯且熱心尋求真理的穆斯林能夠達到他們所期望的目標,把事實真相擺在他們面前。」【107】

普凡達唯一的要求是,讀者「帶著一顆真誠的心和一顆不偏不倚的心去考慮問題」。【108】

正如我們在整個研究中所看到的,在他所說和所寫的一切的中心,跳動著一個真正的宣教者的心,不追求自己的榮耀,而是追求他的主耶穌基督的榮耀。他最大的力量可能是他對與他共同生活和他所服侍的穆斯林人民的愛,他幾乎把整個成年生活都致力於他們的救恩,相信他能給他們的最大禮物就是耶穌基督的救贖福音。

斯托克在印度北部關於CMF工作的筆記中,直接指出了普凡達在阿格拉的宣教工作,稱普凡達是「襲擊伊斯蘭的人中的王子」【109】,他特別談論到普凡達為基督帶來的許多皈依者,他說,

「因為普凡達而來到基督面前的皈依者,要麼是通過他個人的教導,要麼是通過他的著作,不斷地出現在舊報告中。一位來自德黑蘭的波斯商人在白沙瓦(Peshawar)受洗;一位來自中亞的旅行者在阿格拉受洗;一位長老會傳道人,戈皮納特•南迪(Gopinath Nandi)牧師在法拉卡巴德(Farakabad)給一個叫西烏德(Syud)的人受洗;一位信德省(Sindh)的政府官員…來自德里(Delhi)的傑出的穆斯林法學者,在阿姆利則(Amritsar)受洗。這些人以及其他一些人都是從伊斯蘭皈依的,所有這些人都是通過閱讀普凡達的著作而被引向基督。難怪穆罕默德教徒被激起來捍衛他們的信仰。」【110】

 

【九】讚揚普凡達

那麼,在結束前,關於普凡達我們能說些什麼呢?當然,有一些人曾經並持續批評他的方法,甚至他的神學。然而,還有許多其他人,盡管他們可能不認為普凡達是歷史上最偉大的宣教士之一,甚至不是19世紀最偉大的宣教士之一,雖然如此,他們會仍然認為他對穆斯林世界的宣教事業很重要。或許,要定下一個恰當的結論,我們應當聽聽他們對普凡達的感受和評價。

我們從普凡達所屬的組織,英行教會(英國聖公會差會)開始,正是這個組織出於尷尬境地,將他從印度派往伊斯坦布爾。然而,在他們1898年的公告中,他們稱他為「所有面向穆罕默德教徒宣教的宣教士中最偉大的。」【111】李斯特(J. Richter)沒有這樣極端地評價,然而在1908年談到普凡達時他說,他(普凡達)是「19世紀面向穆罕默德教徒的宣教士中最有趣的人物之一」。【112】

貝文•鍾斯(Bevan Jones)是普凡達最強烈的批評者之一,盡管如此,他對普凡達的遺產表示敬意,他主張盡管普凡達採用了對抗性的方法,不過還是有…

「…比較令人愉悅的一面存在於所有這種激烈的爭議之中,因為參加討論的三個大毛拉最終接受了基督教。」【113】

事實上,根據貝文•鍾斯的說法,皈依者之一,伊馬德—烏德—丁(Imad-ud-din),

「似乎註定要取代普凡達的位置,因為他成為基督教勇敢強悍的鬥士和偉大的爭議者。他寫了20多部關於各種主題的作品。其中一部作品是對穆罕默德品性的破壞性描繪…他是一個嚴厲的打擊者。」【114】

有趣的是,後世的學者認為普凡達的著作正是他最偉大的成就。根據繆爾的說法,他的兩部著作《The Tariqu’l-Hyat》和《Mizan ul Haqq》是用波斯語對基督教教義進行的無與倫比的闡釋。【115】正如繆爾所說,

「普凡達在這些書中確實給這個國家帶來了不可估量的好處;如果這些書在對這一重大問題感興趣的人中,特別是在我們的本土基督徒中沒有佔據標準論文的位置,那我們就大錯特錯了;因為盡管這些書主要適應於伊斯蘭的教授,但其內容必須始終具有普遍意義。」【116】

當他繼續支援普凡達的作品時,他說:

「因此,盡管這些論文的錯誤暴露無遺,但有學問的穆罕默德教徒還是非常尊重這些論文;從【隨後的】討論中可以顯而易見地看出,這些論文引起了巨大的轟動…通克(Tonk)的一些有學問的大毛拉人在看過一本《Mizan ul Haqq》後,給其作者寫了一份說明,要求進一步提供他們稱之為『精彩的作品』。」【117】

勒克瑙(Lucknow)的另一位穆智台希德(mujtahid)(什葉派護教學者)在承認收到普凡達的四本書時,【118】承認說,

「這些令人愉快的論文的風格與基督教作家迄今為止所採用的風格完全不同,他強烈懷疑一些有成就的波斯人出於世俗的動機,協助撰寫了這些論文,因為迄今為止在基督教牧師的任何著作中都沒有出現過這種吸引力或優點。」【119】

繆爾在對上述引文的回應中繼續說:「他感覺到它們的優點,通過反駁的威脅得以證明。」【120】

一位在喀布爾工作的官員有很多機會向他所接觸的穆斯林贈送《Mizan ul Haqq》,下面是他對這本書的評價,

「我有好幾次機會證明討論中的這部作品的價值,我在其中發現了許多關於基督教真理的論據,而與他交談的伊斯蘭教徒無法以真正的基督教精神來反駁這些論據,每當向伊斯蘭的信徒展示時,總能激起大量關注,以至於如果這樣的進展不是與政府的已知願望相違背的話,我本可以在那些願意使用它們的人中分發許多本,並期待著圓滿的結果。然而由於無法分發,我認為自己可以自由向那些不時來我家的阿富汗人展示這部作品。談話一般都是關於宗教的話題,讓我有機會展示波斯語新約和《Mizan-ul-Haqq》,而且經常有人請求我把這本書借給他們更仔細地品讀。除了新約本身,它是最有可能在穆罕默德教徒中發揮作用的書。基督教和伊斯蘭宗教之間的對比是如此強烈,而且用的是如此溫和的語言,以至於這似乎為未來的調查和研究創造了一種急迫焦躁情緒。喀布爾的猶太人也普遍急於獲得該書,由於我認為禁令對他們沒有如此大的影響力,我有一次將該書借給了他們部落的首領,但在收回該書時遇到了相當大的困難,由於發現該書引起了極大的興趣,我很快就急於收回了。用他們自己的話說,《Mizan-ul-Haqq》把話放到了他們嘴邊,使他們能夠對穆罕默德教徒說話,這在以前是他們做不到的事情。根據我的拙見,這部作品非常有價值,應該把它翻譯成烏都語、阿拉伯語以及穆罕默德教徒使用的每一種語言。」【121】

在他關於《穆斯林爭議》(Muslim Controversy)的結尾評述中,繆爾呼籲出版涉及基督教和伊斯蘭之間焦點的書籍。借此他讓我們看到對普凡達著作最好的支持之一,他說,

「我們理解,普凡達的作品幾乎絕版;我們強烈推薦用烏都語並配以合理比例的波斯語印製五千,或者,如果可能的話,印製一萬份《Mizan-ul-Haqq》,以及兩千份其他論文;但是,當基督教公眾意識到這一目標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時,肯定不會在提供方面落後的。無論如何,通過這樣突出地將公眾的注意力引向這一主題,我們對最有價值的人之一和最崇高的事業之一履行了責任。關於普凡達或他的著作,我們的許多印度居民可能從未聽說過。如果我們所寫的內容能夠證明這可以導致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開始尊重作者,欣賞他的作品中的價值,並促使他們提供有效的幫助,在整個穆罕默德教徒世界中傳播這些作品,那麼我們在這篇評論中所考慮的一個偉大目標就已經實現了。普凡達博士是英格蘭教會(Church of England)的按立牧師;正是通過這種執行人的增加,這個教會或基督教會的任何其他分支才有望在迄今未被收回的異教領地中獲得安全的立足點和永久的優勢地位。」【122】

作為一個恰當的結論,我們最後引用普凡達的親密朋友和同事威廉•繆爾(William Muir)爵士的話來結束,他寫道:

「我們現在必須告別普凡達的著作,我們這樣做是出於遺憾和欽佩。讓他不要忘記他所擁有的獨一無二的優點和才能,也不要放棄他作為基督教對抗穆罕默教徒的位份。」【123】

 

【註腳】

【1】      例如Daniel 1966:256;Wherry 1905:97;以及Jones 1932:238-239

【2】      Clark 1854:64-66

【3】      Wazir al-Din 1854:33;Neil 1985:344

【4】      Zwemer 1941:223;Powell 2003:293

【5】      繆爾 1856(4月7日);Powell 2003:260;Bennett 1996:78

【6】      Clark 1854:64-66;Powell 2003:259

【7】      普凡達 1855(2月22日):56;Dann 2004:326;Powell 2003:283

【8】      Zwemer 1941:223

【9】      Powell 2003:293

【10】    Zwemer 1941:223

【11】    Wherry 1905:97

【12】    Daniel 1966:256

【13】    Jones 1932:240-241

【14】    Daniel 1966:256

【15】    Troll 1994:86

【16】    Bennett 1996:80

【17】    Powell 2003:136

【18】    Stock 1899:151

【19】    Bennett 1996:78

【20】    Powell 1976:54 [引用 普凡達 in CMI,5卷,11月1854:254]

【21】    Dann 2004:326

【22】    同前所述:284

【23】    Imad-ud-Din April 1866:101

【24】    Zwemer 1941:223

【25】    Powell 2003:287

【26】    Powell 2003:287;Wherry 1905:67-68

【27】    Neill 1985-Appendix 30:459-460;Dann 2004:327;Zwemer 1941:223;Stock 1899:160-171,562-563;Powell 2003:288

【28】    Powell 2003:289;Dann 2004:327

【29】    Bennett 1991:115

【30】    同前所述:115-116

【31】    Powell 2003:2,3,134,138,144-145,147,152,272

【32】    普凡達 1867:vi-viii

【33】    同前所述:2-7,8-10,11-21,以及63-68

【34】    穆雷森-阿諾德 1866:326-327

【35】    繆爾 1878:236

【36】    Steingass 1855:528

【37】    Schopenhauer 1818/1966:162

【38】    即古蘭經5:33;9:5;9:29;8:39;47:4,或各種聖訓的引用。

【39】    韋伊 1895:347-349

【40】    普凡達 1867:92-97,99-101

【41】    這些詞比如有:「智慧、善良、成功、道德、節儉、機智、勇敢、高尚、超人、英雄、大膽、堅定、甚至雄辯。」

【42】    這些詞比如有:「偽裝者、暴力、致命、粗魯、沒教養、愚蠢、沒文化、半野蠻、騙子和無情。」

【43】    即穆罕默德所謂的預言。

【44】    即來源的問題,穆罕默德所謂的預言,以及他的暴力。

【45】    繆爾在10個領域中有6個是批評的,斯普倫格在2個領域是批評的,而韋伊只有一個領域是批評的。

【46】    穆雷森-阿諾德 1866:317,385,392

【47】    例如,有很多地方提到「這對每個穆斯林來說都是顯而易見的…」(即普凡達 1867:2),或者「我們的目的是提醒穆斯林…」(即普凡達 1867:3)

【48】    普凡達 1867:4

【49】    同前所述:2-3

【50】    同前所述:5-7

【51】    韋伊 1832:820

【52】    韋伊 1863:IX

【53】    例如普凡達 1867:7-8,15

【54】    同前所述:8

【55】    穆雷森-阿諾德 1866:399-412;和繆爾 1878:27-28

【56】    韋伊 1895:349-350

【57】    Johnston-Bloom 2014:53

【58】    Bennett 1996:77

【59】    普凡達 1867:100

【60】    同前所述:100-101

【61】    Zwemer 1941:218

【62】    穆雷森-阿諾德 1866:39,523,55,60,66,77,96,113-117,185,191,207,274,289,377,445,455等等

【63】    同前所述:258,295,303,439,455

【64】    繆爾 1878:52,55,63-65

【65】    同前所述:48

【66】    韋伊 1895:273,274,275,276,279,280,286,343,345,346-347,350-352,356,359等等

【67】    同前所述:346

【68】    在他1867年的後期英譯本中

【69】    由於其篇幅較大,請參閱第5章結論處的註腳,以獲得普凡達的完整參考文獻列表。

【70】    Stock 1899:151

【71】    普凡達 1856(4 January)

【72】    Zwemer 1941:218

【73】    Bennett 1991:115

【74】    Stock 1899:255

【75】    Zwemer 1941:223

【76】    Stock 1899:255

【77】    同前所述

【78】    例如,相信神經常進入「時間和空間」來到地上,相信耶穌是「神的兒子」,相信他死在十字架上,這些對穆斯林來說都是對抗性的。

【79】    Zwemer 1941:225

【80】    Clark 1854:64-66

【81】    Schirrmacher 1997:3

【82】    Wazir al-Din 1854;Powell 2003:250

【83】    Wazir al-Din 1854:30-32

【84】    Tisdall/普凡達 1910:3-4

【85】    由於現代法醫研究,現在有人建議所有的最早的古蘭經手抄本不僅寫晚了(從8世紀開始),而且沒有一個是完整的,沒有一個與今天所使用的官方的1924阿拉伯語古蘭經相對應。

【86】    韋伊 1895:347-349

【87】    Powell 2003:105,145;Wherry 1905:97;Jones 1932:240

【88】    Carlyle 1841/1950:64-67

【89】    Schopenhauer 1966:162

【90】    Gladstone 2009(23 January)

【91】    Tisdall 1894:122

【92】    斯普倫格 1851:89

【93】    同前所述:91

【94】    同前所述:113-114

【95】    繆爾 1858-Vol.1:22和1858-Vol.2:87

【96】    繆爾:1897:40

【97】    同前所述:3;1861-Vol.3:322

【98】    同前所述:42

【99】    在當前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間的大多數對話和辯論中,最流行的主題似乎是圍繞聖經對比古蘭經,和耶穌對比穆罕默德展開的,以及由這兩個主題產生的一些變化,就像普凡達在19世紀的論文中所使用的四個主題一樣。

【100】  普凡達 1867:77

【101】  Stock 1899:151

【102】  同前所述

【103】  即穆雷森-阿諾德,繆爾,韋伊和斯普倫格。

【104】  參考我們上一章關於古蘭經中普凡達使用的伊斯蘭學者和著作的大名單,或參考本章較早前提到的小名單。

【105】  普凡達最早的著作比斯普倫格早22年,比繆爾早27年,比韋伊早34年,比穆雷森-阿諾德早37年。

【106】  參考第4、5和6章的結論以獲得支持。

【107】  普凡達 1867:x

【108】  同前所述

【109】  Stock 1899:169

【110】  同前所述:169-170

【111】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1898:78

【112】  Richter 1908:71

【113】  Jones 1932:240

【114】  同前所述:240-241

【115】  繆爾 1897:29-30

【116】  同前所述:30

【117】  同前所述:30-31

【118】  同前所述:31【此處所指的第四本書是《生命之樹》(The Tree of Life);一本很小但很實用的烏都語文集,包含許多關於神性完美和基督教道德準則的聖經選段。】

【119】  繆爾 1897:31

【120】  同前所述

【121】  同前所述:32

【122】  繆爾 1897:52

【123】  同前所述:36

 

這篇文章翻譯自JAY SMITH的文章「The Life, Work & Legacy of Carl Pfander, 19th century Apologist to Islam」的「CHAPTER 7, A FINAL ASSESSMENT OF PFANDER」 Page 401 –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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