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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尋老地方

分類:東土耳其斯坦的宣教和變革法
發佈於:2011-05-15, 週日

1940年代,宣教士們懷有一個夢想,夢想可以重回東突厥斯坦。1939年在他們關於在印度開展新事工的聲明中,在建議裡有些很重要的話。在第一個「that」從句中,宣教士們說「…眼下…」下面繼續寫道「…差會董事會應該允許以前曾在東突厥斯坦事奉過的所有宣教士有兩年可繼續為東突厥斯坦差會準備…」148大部份人都非常樂意沿著邊境工作,這樣他們就可以為道路的重開做準備。在瑞典,這個問題也在大大小小的會議上討論過。1943年,艾斯特和西格弗雷德‧摩恩(西格弗雷德當時在印度事奉)寫信給差會的董事會,力勸他們為東突厥斯坦培訓和預備新的宣教士。看了他們剛從東突厥斯坦收到的信件,他們當時對重回那裡的可能性充滿了十足的信心。這些信告訴了中國的新形勢。人們現在從新的「福音」重新轉向了老的「福音」。紅星正在消失,中國的白太陽正在閃耀。從以下一些例子中可以看到其中的變化:美國和英國已經在烏魯木齊建立了領事館;許多俄國人離開了這個國家;基督徒的星期天取代了穆斯林的星期五作為休息日149。早在幾年前,拉奎特就表達了宣教士可以重返的希望。在《穆斯林世界》中,他寫道差會在東突厥斯坦的事工還沒有劃上句號。差會重返這塊大豐收之地的這一天快到了150。

據決議,一開始先派兩個宣教士進入東突厥斯坦做個探索之旅,以調查那裡的形勢。1946年1月一家瑞典的基督教早報寫道:

「1938年宣教士們被驅逐出東突厥斯坦之後,在我們的宣教士和差會領導的心中,仍然強烈地渴望在那裡繼續差會的工作。據差會總部反映,作為一開始,決定派送目前在印度的幾名宣教士前去調查局勢。」

探索之旅計劃進入實質性階段是在1946年春,從1946年夏到1947年夏,探索之旅由摩恩和羅伯茲走。因為中國動蕩的政局,中印邊界被關閉了,所以去東突厥斯坦的路必須經過中國的中部再到烏魯木齊。

中國內地會跟瑞典行道會一樣也在1938年被迫離開了烏魯木齊。七年之後的1945年,一名漢族的郵局局長,後來被證明是名基督徒,他被分配到了烏魯木齊。他到任後馬上在當地一家報紙上刊登了一則邀請基督徒參加聚會的廣告152。1930年代後期日本入侵中國期間,有許多來自中國中部的人逃往西部省份。這位漢族局長希望在這些漢人難民中會有一些基督徒153。看到報紙上的聚會廣告,地方長官-一個年長的佛教徒-要求他作出解釋。當清楚地得知這位漢族基督徒的動機是真的,並沒有政治目的時,這位長官就批准了這樣的聚會。當摩恩和羅伯茲造訪烏魯木齊的時候,在他的教會裡已經有了97個教友,還有10個人想受洗。有些教友原來屬於中國內地會的成員。就在這兩位宣教士到達烏魯木齊前夕,他的教會已經買了一棟有20個房間的大樓。

在好幾次場合上,這位漢族局長和教會領導表達了在烏魯木齊建立宣教機構,幫助團契的願望。他甚至問瑞典行道會是否有興趣做這件事。這樣的話差會就有機會在甘肅邊界的一城鎮哈密工作,烏魯木齊教會正在那裡支持一個約50人的小團契。他們在烏魯木齊東面的鄰近的鎮還有一個「前哨教會」。然而,摩恩和羅伯茲並不認為接受這個提議是對的。他們覺得如果有宣教機構要再次在烏魯木齊開始運作的話,那這個機構應該是中國內地會154。

除了一個人之外,烏魯木齊所有的教會成員都是漢人,這個人是邁哈穆德‧可汗,他是突厥人。這兩個宣教士看到他很驚訝也很高興,因為他是來自喀什葛爾的一個老朋友,以前他屬於喀什葛爾教會,但他設法逃離了革命。烏魯木齊還發生了另一起快樂重聚的事情。伊犁地區目前正是穆斯林革命席卷的地方,難民們紛紛從那裡沒日沒夜地往中國內地逃亡。其中有些基督徒,包括浸信會教徒、五旬節教徒和東正教徒。他們都是俄羅斯難民,現在再次感覺到威脅,正往東邊逃亡。這些人當中有一個東正教家庭,他們在喀什葛爾的差會宣教站生活了一些年月。當宣教士們被迫離開的時候,他們仍然留在喀什葛爾。喀什葛爾發生政治動亂的時候,父親和長子被殺害了。這個家庭現在包括母親和四個女兒155。

在烏魯木齊攷察期間,摩恩和羅伯茲拜見了外事專員劉先生。在了解到差會在喀什葛爾的情況和宣教士們的使命後,他叫他們寫一份聲明解釋他們此行的目的。幾天之後他們再次被叫去見劉先生。他告訴他們說,他已經跟省政府談論過此事,當下拒絕恢復從事宣教工作的請求。劉先生給出的一個拒絕理由是省裡的政治形勢普查。他對他們描述了盛世才的殘暴時代,說在西部和南部地區動亂的局面仍然很嚴峻。實際上,1945年秋已經跟伊犁的反叛軍簽訂了和平條約156,但在1946年春,喀什葛爾和葉爾羌地區仍繼續戰鬥。所以,省政府沒辦法保證這些地區外國人的安全。但是為甚麼不在我省的其他地方開展宣教工作或建設醫院呢?為何不在烏魯木齊這裡呢?這位專員問道。這兩人告訴他說沒有徵求其他人的意見之前他們做不了這樣的決定,同時他們表示希望去一趟喀什葛爾,去那裡視察一下老的差會建築,並且跟也為瑞典充當領事的英國領事館商議一下。這個許可被擱置了下來,這兩個宣教士就向烏魯木齊的英國領事館在這個問題上申請幫助;幫助無果之後,他們又向美國領事館求助。在美國領事的幫助下,他們終於獲准去往以前的老宣教工場157。

12月下旬,羅伯茲和摩恩抵達喀什葛爾。剛剛再度留任領事的埃里克‧辛普頓爵士(Sir Eric Shipton )邀請他們暫住英國領事館。辛普頓夫人說他們是領事館的第一批客人158。

喀什葛爾的地方長官是差會事工的老敵人,在跟他長時間談判之後,他們倆設法取得了去往差會宣教站的許可159? 。一起去視察的人還包括埃里克‧辛普頓爵士,他後來寫了篇報告。他的報告對差會留下的財產給出了好的介紹。

實際上四個宣教站的所有房屋建築都成為了廢墟。那些殘留的房子被用做儲藏室或士兵的住處。波斯坦‧特勒克的暑期宣教站就是這樣被利用的160。然而,宣教士不被允許視察那個印刷廠。印刷廠是所有建築中最有價值的,很清楚的事實是,自從差會被逐出境以來,當局就一直在使用這間印刷廠161。由於破壞或沒收,差會大部份的財物都不見蹤影了。宣教士們的個人財物也是同等的遭遇。少數被挽救的東西是在英國領事館的保管下162。

集會幾乎完全解散了。差會大部份的老同工都被殺害了。一份官方的報告給出了15位被處死者的名字。有些年輕一點的基督徒也遭遇了同樣的事。所有差會的重要人物都被除去了。少數一些允許留下來的人也被逼放棄他們的信仰。一位幸存者在信中寫道「我們所有的親愛的朋友在1937年冬被折磨致死」。

認識這兩個宣教士的人看見他們又驚又喜。看到了瑞典人又要給許多人帶來希望。有人問:「你們甚麼時候再度開張醫院?163」有人表達他們的喜悅之情:「現在你們回來了,一切都會好起來的…這裡沒有你們那樣的醫藥。164」摩恩講起了一個他們在喀什葛爾遇到的著名毛拉。他見到他們時,異常的高興,希望他們可以留下來,重新把醫院開起來。摩恩向他解釋說人們可以去英國領事館的醫院看病就醫。毛拉回答說,「你們是不同的!我們可以來跟你談論我們的問題。我不喜歡你們的宗教,但我完全信任你們的宣教士。」165

當這兩人向地方當局咨詢可否在喀什葛爾重建差會事工的時候,當局是完全的反對。摩恩和羅伯茲在葉爾羌視察那裡的建築時,一份來自省政府從烏魯木齊的電報發到了喀什葛爾。電報本是寫給英國領事的,告訴他叫瑞典的宣教士立即返回烏魯木齊。下這道命令的理由據說是因為政府收到一封來自該省南部地區人們的來信,抗議瑞典宣教士在喀什葛爾出現。然而,這兩個宣教士明白這封信的始作俑者實際上就是喀什葛爾的地方長官。這位長官是突厥人,為官20年,眾所週知,他是差會不共戴天的敵人。不過,這兩個瑞典人覺得最好還是立刻按烏魯木齊的命令去做,他們收到總督的批准,允許他們翻越喜馬拉雅山脈去印度。他們在給斯德哥爾摩總部的報告中說,「回去會是無濟於事的,除非那裡的政治局勢有所改善,然而要發生這種變化似乎不大可能了。166」報告還說人們,包括漢族官員,總體上還是友好的,本應喜歡差會重駐那裡。只要地方當局允許差會回來,那許多被迫放棄他們信仰的人將可能重返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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