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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宣教工場的生命跡象

分類:東土耳其斯坦的宣教和變革法
發佈於:2011-05-15, 週日

1940年代末到1950年代,在中國大陸的宣教活動比較活躍,主要集中在西部。在烏魯木齊及其週邊地區的福音傳道工作,也就是瑞典宣教士在1946年所看到的情況,前面已經講過了。這兩個宣教士還看到了其他的希望之光,有些地方還跟瑞典行道會有關。

當宣教士經由喀什葛爾來到阿克蘇的時候,他們注意到有個年輕人跟在他們後面。最後這個人走近他們問道:「你們不就是摩恩和羅伯茲嗎?」他說他原來是葉爾羌本差會孤兒院裡的一個男孩。他的中文名就是現在的阿賽蒙。穆斯林革命的時候,東干人控制了新疆南部,他們把所有14至15歲的男孩子抓來服兵役,訓練成士兵。差會孤兒院的男孩們也不例外。阿賽蒙就是其中的一個。在和田過了一段時間之後,他想方設法往國內腹地逃亡,結果逃到了甘肅省南部的青海省。他承認他是基督徒,因此遭受到迫害,於是又逃亡到了甘肅的蘭州。因為是基督徒他再次受虐待,而且有些與他有過接觸的突厥人甚至想殺了他。這個時候他往東部逃亡,曾在天津定居過一段時間,在天津他受洗了,並進了一所軍事學校。畢業以後,他被漢人軍隊招募。這兩個宣教士在阿克蘇遇到他的時候,他正將他的部隊調往喀什葛爾。經過這麼多年,他在基督信仰裡變成熟了,他感覺到有個呼召,叫他回到葉爾羌和喀什葛爾的朋友當中。回到那裡的唯一辦法就是充軍。一旦他抵達了差會老工場,他決意留在那裡做一名宣教士167。

阿賽蒙的精神在其他人身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的生命故事傳到了陝西鳳翔的西北聖經學院,結果,許多年輕的學生表示願意去喀什葛爾當宣教士168。1947年春當瑞典的宣教士到達喀什葛爾的時候,他們收到了來自聖經學院一封不尋常的信。信的開頭稱呼是「喀什葛爾瑞典行道會宣教士負責人」,信中寫有下面幾句話:

「親愛的朋友,我們學院的一些老師和學生感覺到主的呼召,要組成一個「福音隊」,去給東土耳其斯坦和其他中國西部地區分享福音。經過幾年的禱告和準備,我們覺得現在該到派遣第一批宣教士的時候了。今年夏天兩名年輕男宣教士已經出發了,現在在青海。我們希望新年過後能派出一些年輕女宣教士,並希望六月份的時候能有一批人抵達喀什葛爾。169」

信中他們還請求瑞典宣教士幫助給這些人解決住宿和其他一些實際的問題。瑞典沒有得到過關於這次差傳結果的信息。

向蒙古人傳教的宣教士安德斯‧馬辛森(Anders W. Marthinson)1949年呆在新疆和甘肅的時候也見證了年輕的漢族基督徒對宣教工作的熱情。當時,馬辛森在那裡為英國國內外聖經協會分發聖經,跟他一起工作的還有他的同工保羅‧艾瑞克森(Paul Eriksson),也是一名在蒙古人當中的宣教士。給瑞典行道會的兩位宣教士如此驚喜的烏魯木齊教會繼續在成長壯大。他們現在有一名牧師和一間聚會的大教堂,但這房子已經顯得太小了,所以計劃建一間更大一點的。教會很活躍,剛剛在附近的吐魯番開展了一項宣教事工170。喬治‧亨特(George Hunter)和其他一些英國宣教士在那裡堅定不移地工作,但看到的回應卻很少。現在這項事工由本國的基督徒繼續著。在吐魯番,一些當地的人告訴馬辛森和卡爾森一件亨特宣教中碰到的事情:有一天,亨特先生賣出了不同尋常數量的聖經。但是,到傍晚的時候,當他散步走到城市廣場時,他看見一群穆斯林在點火燒東西。他們集中所有的聖經,一把火把它們燒了171。

馬辛森聽說這個省工作著許多福音傳道小團體或「小分隊」。有一個這樣的小團體就工作在烏魯木齊東南小城的哈密。那裡有兩個基督教聖會,和一間大教堂。在哈密事奉的這個團隊全部是從上海風塵僕僕來到這裡的172。這些年輕人屬於「基督教工人差會」。他們告訴馬辛森,說他們旨在向新疆還沒有差會滲透的地方宣教。1945年,馬辛森收到了一封來自其中一位福音傳道者關於哈密教會的短信:「教會繼續在成長,現在有了許多教友了…173」馬辛森和卡爾森也跟喀什葛爾以東300公里的城市阿克蘇的一些基督徒有過聯繫。那裡的一名漢族基督徒需要一些聖經分發給穆斯林,馬辛森就為他提供了。最後一個小規模的基督教團契終於建立了。改信皈依的一個漢人-聖經分發者-後來寫信給馬辛森說:「蒙神恩典,教會不斷成長!目前教會要成長已經沒有障礙了,我們可以繼續我們的工作。我們已經向當局註冊登記了。」還有一次收到來自靠近西伯利亞邊界的一個地方的來信,信中說:「教會裡所有的人都自給自足。教會跟任何其他教會都沒有聯繫。174」

所以,在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這段時間,僅距喀什葛爾約一百公里的地方就有許多活躍的教會。料想在喀什葛爾也繼續著福音傳道事工應該是合乎邏輯的。果不其然!去蒙古的宣教士遇到一些基督徒,他們告訴他們說宣教工作已經在喀什葛爾展開了。「傳回耶路撒冷運動」開始在那裡工作了。這個小差會的目標是跨過中亞一路植堂到耶路撒冷。所以說瑞典宣教士何杰(Hoijer)的異象在這裡得以復興,只是在相反的方向。馬辛森說他常常給喀什葛爾的這個差會送去一些聖經冊和其他資料175。呆在烏魯木齊的時候,馬辛森收到了約翰‧恩德森從印度寄來的一包突厥語新約聖經,後來他轉給了喀什葛爾的一群突厥族基督徒。最後一批聖經包裹是聖經協會在1950年聖誕節的時候寄送的,這些聖經本來存放在蘭州。聖經到達了目的地,喀什葛爾的基督徒給馬辛森寄來了「感謝信」176。

1967年,更多證明東土耳其斯坦教會生機勃勃的信息傳到瑞典宣教士那裡。他們收到一封來自差會老工場的信,令他們興奮不已,因為這是近三十年來差會第一次從個人收到的直接消息。寫信的人是原來葉爾羌差會孤兒院的一個女孩子177。她和差會之間的通信來往至今都沒有斷過。1967年的時候她已經50多歲了,第一次跟差會聯繫上。在當時跟外國宣教士聯繫是要非常有膽量的,因為那時正是中國「文化大革命」(1966-1969)的峰尖浪口。所有的教堂、清真寺、佛教寺廟和其他崇拜的地方都被關閉。教堂和家裡的聖經、歌本和基督教象徵物都遭毀滅,許多基督徒領袖被判勞教或死刑178。如果早十年在「百花齊放運動」期間(1956-1957)她跟宣教士取得聯繫還更符合邏輯。因為這段時間,中國更加自由,每個人可以暢所欲言。然而,人們的批判如此嚴厲,以至於毛澤東別無選擇只好剝奪這些權利,批評者也受到嚴格的懲罰179。

宣教士們很清楚地記得這個年輕女人。娜米‧特寧(Naemi Terning)女士記得這個女孩是如何離開孤兒院的,記得後來還給身為接生員的特寧夫人寫過請求信,叫特寧允許她陪同特寧女士去訪問病人並協助她出門接生。特寧女士答應了她的請求,發現這個女孩子很善於學習,一點一滴的事情她都會做記錄。她伴隨特寧女士有一年半時間。逐漸地,她可以獨立處理普通的病情了。那時特寧女士請假離開了,弗萊達‧路德爾頂替了她的位置,僅僅過了十天,路德爾就死於斑疹傷寒症。她的去世留下了奈斯透姆一個人擔當葉爾羌的醫療和婦產工作。就在那時決定應該由她來頂替路德爾小姐。她做的非常出色,甚至在一些很難的方面連奈斯透姆自己都沒法成功的事情,她都能成功。他說:「她的小手非常適合接生。180」1940年,她被當局逮捕,並入獄兩年。她的眼睛幾乎瞎了,因為許多個月她一直被關在一個終日不見光的黑牢房裡。兩年後她被釋放回家了。

在她的第一封信中,這個女士寫道她和另一個女的兩年來一直在談論給瑞典的宣教士寫信的事情。她還寫道她跟其他基督徒聚在一起禱告和唱詩歌。在日期為1971年夏的一封信中她敘述了宣教士們的一些老朋友的遭遇。有些病得很重,有些已經死去181。1972年春,身處東土耳其斯坦的這位親愛的姊妹又寫來了一封信。像往常一樣,她很小心地選擇用詞,但她寫了「耶穌基督」卻沒有被審查出來182。還有一封信收自1972年聖誕節。這些信都沒有被審查。信在郵局打開來交上去,被讀過之後,就投寄,這可能是一般的規定。在聖誕節的信中,她敘述了團契的成員如何融洽相處。她還說,「我們為你們禱告。我們希望你們也為我們禱告。至於我和我的家人,我們將繼續服事主。」同樣的話還幾次出現在寫給特寧女士和艾斯特‧喬森小姐的信中。在某封信中她寫道:「我想方設法把每個人都叫到一起來,但這太難了。」她的話無疑是個信號,說明葉爾羌有許多的基督徒183。1973年春,又到來了一封信。這位女士提到了宣教士們很早就認識的幾名基督徒。她還描述了東土耳其斯坦的春天-鳥兒歡鳴,泉水潺潺。納米‧特寧?,「當我讀到這封信的時候,我真希望我還年輕還能夠再去那裡。我很渴望去那裡。184」在信中,這位女士還提到了一首歌,這是喬森小姐教她的。令人驚訝的是它居然通過了審查,因為它明顯帶有基督教信息。在另一封1974年夏天寫的信中,她指名道姓地提到了所有的宣教士185。1977年陸陸續續地來了幾封信。這位女士發來了「所有朋友和弟兄姊妹」的祝福。她說起了一個不想繼續學業的兒子。她希望她能很快為他找份工作。她有病在身,支撐這個家庭對她來說有很大困難。早上的時候她幾乎不能夠起床。有時,她不得不整天呆在床上。一個女兒結婚了,她全家跟她一起住。有幾封信說她有想去巴基斯坦的想法,她的一些親戚就住在巴基斯坦。她夢見在那裡遇到了她親愛的老朋友納米‧特寧。1978年年初的一封信中,這位婦人對於她收到的一筆錢充滿了感激。這些錢幫助她和她的外孫沒有被凍死。女士說:「如果世界上所有美麗的花朵都是信紙,如果海水是墨汁,如果樹枝是筆,我微弱的雙手日寫夜寫都永遠永遠寫不完你們偉大的愛心和憐憫。186」同樣在這封信中,她還寫到了幫助過許多病人和接生出如此多嬰兒的「奈斯透姆大醫生」。

還是1960年代的時候,阿雷爾實際上已經寄過美元給這位婦人。其他宣教士建議他不要這麼做,怕她會惹上麻煩。一開始當局沒收了這筆錢,但後來又還給她了187。自從那時起,特寧女士就許多次地寄過錢給她,她也總是能收到188。在她的幾封信中,對於這種幫助這位婦人表達了誠摯的謝意和深深的感激。有一次在郵局當她讀到一封來自瑞典的信時,忍不住高興地哭了起來。人們圍過來問她怎麼回事,她解釋後,他們都「很驚訝與高興189」。很顯然,她從沒有隱瞞她跟瑞典宣教士在聯繫這回事。1980年春的時候,她寄來一張拍攝於1932年的照片,照片上是奈斯透姆跟她和其他四個婦女施洗的情景。她寫道,其他幾個人都去世了。她們是不是殉教而死的呢﹖

雅各布‧史蒂芬許多年前從東土耳其斯坦逃往印度,後來定居瑞典,他是這位婦人和宣教士們之間信件的翻譯人。他經常在給她的信中提一些問題,因為他很好奇那裡的發展和變化,但她從來沒有回答任何有關道路、電力、通訊和其他一般情況的問題190。也許是因為她不敢提這些。然而,她卻提到說她想去巴基斯坦的拉瓦爾品第,而且也許是「乘機器」去,只需要花一個星期就能到191。「乘機器」應該是「乘汽車」的意思。她的信通常都是非常一般化的。她有一次提到說她寄出的一封信從郵局又被退回來了192。也許她寫了禁止寫的東西。

信件保持不斷。然而最近幾年,她在信中更加開放了。她寫到她遇到的一個完全耳聾的基督徒男子。他是在差會的孤兒院帶大的。她再次表示出在特別的日子和時間集合基督徒朋友聚會是多麼的困難。她提到一位聚會禱告時喜歡唱歌的弟兄,還說每個人都記得有差會在的日子,對它的影響和幫助都表示非常感激。她的信證明她在任何時候都不會隱藏她的信仰。當其他女人在進行她們的穆斯林禮拜時,她毫不避諱地繼續清洗東西。她喜歡唱基督教聖歌,孩子們就會圍著她聽。她會公開地跟她的穆斯林鄰居討論她的信仰,並提及另一個基督徒突厥女人。她們經常遇到一個漢人基督徒家庭,「我們公開地談論在這個國家做基督徒會是甚麼樣子」。她強調說基督徒現在享有的宗教自由是出於政府的慷慨。儘管她對中國共產主黨給她的「宗教自由」表示感激,但她強烈地厭惡俄羅斯共產黨,因為他們殺了這麼多她信仰裡的兄弟姊妹。關於穆斯林領導,她寫到,「我鄙視伊斯蘭。」

在一次與雅各布‧史蒂芬的採訪中,存在於東土耳其斯坦的基督教組織問題又重新提起了。他猜想從瑞典差會參與的時代起這些組織仍然還在,並與「傳回耶路撒冷運動」合作193。他補充說幾十年來許多漢人遷居到這一地區,他們當中有許多是基督徒,我們應該看到這個事實。通常,基督徒集會都是由這些漢人發起的,但是有當地人-這裡講的是差會工作過的地方-參加基督徒團契,有些人皈依了基督194。

東突厥人約瑟夫‧可汗後來一直住在倫敦直到1975年去世,經由倫敦傳到宣教士們這裡的信息也證實了這點。上面已經說過,差會在東土耳其斯坦時可汗是本國的一位福音傳道者。從東土耳其斯坦逃到印度之後,他最後定居倫敦。在那裡他一直跟東土耳其斯坦的一位老朋友保持著通信。1973年春他寫給宣教士的信中講到他們所知道的教會裡孩子的數量。這些孩子在1970年代是喀什葛爾教會的教友。他還講到其他幾個亞洲的基督徒195。因著他對東土耳其斯坦情況的了解和直到1970年代還有的接觸,他的消息應該是可靠的。當然他講不出消息的來源。宣教士們認為他提到的基督徒是移民。他們許多人隨大流來到新疆,從差會時代起就跟差會的人有聯繫。所以一個或多或少的秘密基督徒團契就這麼建立了196。無疑這是一個所謂的家庭教會的問題,家庭教會就是一些家庭成員在家裡聚會,沒有太多的事前計劃,跟老的差會也沒甚麼聯繫。

空間不允許在中國分析教會。有段話足以證明。一位施洗的宣教士也是中國通奧斯卡‧瑞奈爾(Oscar Rinell)先生1978年說:「需要強調的事實是,隱蔽的、非形式的、非政治的真正的教會在整個中國遍地萌發。許多基督徒跟共產黨認可的官方教會斷絕關係,因為他們不滿於教會的政治化。基督教在地下發展,形式自由不分派別。信徒們自稱為基督徒,不想代表任何特定的派別。197」關於中國的大概情況這裡所說的也許跟新疆差不多,新疆現在變得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加漢族化。瑞典行道會會長高斯塔‧赫伯格(Gosta Hedberg)1973年訪問香港的時候,他觀察到別人已經知道的一件事就是聖經的發行現在已經是合法的了198。基於這個信息,說明瑞典宣教士們所翻譯的聖經很可能再次流通著。

加納‧嘉林也從老的宣教工場傳來了短信息。他的一個同事,巴基斯坦的外交官於1975年訪問喀什葛爾。後來在他寫給嘉林的信中說喀什葛爾的主人帶他參觀了一所醫科學校,並提到說這個地方正是瑞典行道會當年醫院的所在地199。這個事情顯示差會的人們意味著甚麼。

1976年,作家簡‧麥達爾(Jan Myrdal)有一個短暫訪問喀什葛爾的機會。在訪問期間他找不到瑞典行道會的痕跡。他遇到的人沒有誰準確地記得那裡曾經生活的宣教士。他寫道:「似乎從來沒有這回事。宣教士們的工作甚至連「水中幻影」的印象都沒有…在喀什葛爾它們被遺忘了」。然而,麥達爾也承認他沒有足夠的時間去深入調查這件事200。他對宣教士的看法是:「被浪費的生命201」。

1978年夏末加納‧嘉林在喀什葛爾呆了一星期。他報告說差會的房子都不見了。然而,他遇到了一些記得差會的人,但他們很難有任何清晰的回憶。嘉林說,這很正常。希望人們40多年之後還記得細節是沒有道理的202。如果有訪客能夠在一個現在有12萬居民的城市中追溯任何一個在差會宣教時期的人的點點滴滴的話,那真的是一種巧合。

然而,簡‧麥達爾和加納‧嘉林都沒能夠造訪葉爾羌,葉爾羌可是有差會包括兩個孤兒院在內的最大的事工。1930年代大革命的時候這些孩子大部份只有十來歲左右,現在他們應該是50多歲了。他們中許多人仍然生活在葉爾羌,有些人甚至是基督徒。寫信給宣教士的那位婦人說那裡的差會建築還保留著。她也曾去過英吉沙,看那差會遺留下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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