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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東土耳其斯坦宣教的支持和反對

分類:中亞的宣教和變革
發佈於:2011-05-15, 週日

在1910年代和1920年代初期有好幾次討論到這個問題,就是要不要關閉差會的問題。瑞典的MCCS領導層很是焦心。他們說,儘管活動了這麼多年,但差會既沒有成功的跡象又沒有穩定性。在一項明顯看起來回報甚微的事業上,犧牲大量的金錢,耗費大量的人力,這是不是真正符合傳教士的職責呢?

如前所述,這個問題在20世紀初就被問起。1914年,這一問題又被提出。當時舍霍爾姆對傳教士們表示了他的憂慮和不確定性。伊斯蘭宣布發動聖戰,差會的未來比以往更加飄渺不定。179然而那個時候關不關閉的問題沒有得出答案。1921年,這一問題再次提上日程,這年夏天倫達爾讓傳教士們知道,董事局已經決定對差會發動調查。倫達爾說,已經有支持關閉差會的聲音了,否則將它轉手給其他差傳組織,理由就是微乎其微的果效和「傳教士身上屢次發生的事件。」180傳教士們很不是滋味。葉爾羌的奈斯透姆給倫達爾和偉斯特林(Westling)寫了一封憤慨的信,指責他們關於差會的認識是不正確的。他們為甚麼沒有看到最新印刷的聖經發送到了工場?奈斯透姆說,現在他為「毫無興趣寄送福音書」找到了解釋,因為差會馬上將關閉了。181在瑞典國內,1921年秋調查評估還在繼續。那時後托奎斯特身在瑞典,他作為內行人被叫去參加。他拒絕了邀請,說「沒有必要採取額外的措施。我們已經打破了最黑暗的時刻。」182董事局的決議再一次讓差會繼續運作。典型的一件事情就是J. M. Ollen那時編輯了一部卷數眾多的文選集《Svenska missionsbragder》(=「瑞典傳教士的豐碑」),但他對東土耳其斯坦的事工甚至隻字未提。

1925年秋,關閉問題再次變成了討論的話題。傳教士們得知,這一次正竭力推動關閉決定的人是烏普薩拉的勞爾森(Lars E. Larsson)。勞爾森是MCCS董事局成員。他是一家鞋廠的總經理,對於差會財政有意見。在一封信中,托奎斯特對「勞爾森鞋王」表現得非常痛恨。托奎斯特寧願被打死或被趕出東土耳其斯坦,也不願意自動地離開那裡。183這一次做出的決議也是繼續開展東土耳其斯坦的差傳事工。

有許多繼續開展事工的理由。將東土耳其斯坦差傳跟其他穆斯林差傳比較起來,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取得的小小進步畢竟不是那麼微弱。這一事實給了傳教士欣慰和動力。為了學習穆斯林差傳,艾伯特1923年去了開羅。池維謀博士和其他約一百位傳教士在這個差會裡面工作。艾伯特寫道,「這裡的差會比起我們東土耳其斯坦差會來說,工作時間是我們的兩倍,相反,他們的成果卻沒有比我們大!」184東土耳其斯坦宣教工作不能停止的另一個原因是瑞典之外的傳教界人士附於它的重要性,他們把它看作是「福音傳入亞洲腹地的橋頭堡。」例如,撒母耳‧池維謀就親自表示過對東土耳其斯坦的瑞典差會非常讚賞。185讓東土耳其斯坦差傳工作繼續的又一個原因是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以奪人耳目的強勢發展著。1922年奈任(Nyren)說,如果差會在這個時候關閉,「這等於向整個穆斯林世界宣布基督教的破產。」186差會留下來的另一個強烈動機在基督徒皈依者的存在。他們將怎麼辦,托奎斯特問道。「他們會被殺死,否則只有重回伊斯蘭。」187到了1930年代,這些擔憂被證明並非言過其實。

而且,傳教士和MCCS領導層經常指出東土耳其斯坦差會的重要性在於:在這麼廣闊的土地上,它是唯一在積極運作的差傳組織。事實上,在一個面積相當與法國的區域內,瑞典差會是唯一在工作的差傳機構。

這片區域之外,該省北部有其他差傳組織工作。即使有這些差會,但對於瑞典傳教士來說,他們體會到的是「邊界另一方」的遙遠鄰居,在關於他們的有些事實上,提他們一下是有道理的。

中國內地會自從1906年起在那裡開展事工,其中心位於距喀什葛爾約1,000公里的烏魯木齊。這個差會在東土耳其斯坦的創立者,一直帶領差會到1938年被驅逐時候的領導者,是蘇格蘭人喬治‧亨特(George Hunter),「東土耳其斯坦的使徒」。所有這些年來,他從來沒有離開宣教工場半步。188熟識亨特的摩恩(Moen)說,亨特是個極其吃苦耐勞和堅韌不屈的人。189在他廣闊的宣教之旅中,他售賣聖經冊,在集市上佈道。他主要在漢人當中服事。他曾數次造訪瑞典的宣教工場,第一次是在1907年。那一次他在葉爾羌呆了好幾個月,每個禮拜天都向漢人講道。同時,他自己也在叫人教他突厥語。190拉奎特翻譯了一些小冊子成突厥語,然後亨特拿去傳播給一路上的民眾。

在許多方面,中國內地會的工作方式都不同於瑞典差會。MCCS的差傳事工更加固定一點,依靠的是它的醫院,學校和教會。中國內地會則將盡可能大面積大範圍地傳播福音視為其主要任務。帶領牧區和教學工作是傳教士的重要任務,但永遠不是他們的中心任務。191亨特自己希望能像保羅那樣傳福音。他愛引用保羅的話,說「基督差遣我,原不是為施洗,乃是為傳福音。」他將這句話付諸於實踐。在工場的頭幾年,他施洗了兩位穆斯林,但之後的許多年他沒有給任何人施洗。直到1925年,才只有約十名基督徒。192這當然也歸因於在這個地方要改變人們的信仰確實是普遍很困難的事情。亨特在這方面的傳教工作跟瑞典傳教士一樣,都是吃力不討好的。

為了融入群眾,中國內地會的傳教士穿著漢人服飾,還從其他方面嘗試,力圖將自己看起來跟漢人民眾一樣。例如亨特就留著長辮子直到1912年。當時,革命到達喀什葛爾,亨特那時正呆在那裡。如前面所述,為了活命,他不得不趕快剪掉辮子。

在所有其活動之年,中國內地會在東土耳其斯坦的作為非常有限。從1914年到1930年代當一群年輕的傳教士抵達烏魯木齊的時候為止,亨特唯一的同事就是英國人珀西‧麥斯。193 1938年,內地會寫完了它最後的篇章。

在烏魯木齊和周邊地區,天主教差會也在活動。現代東土耳其斯坦天主教差會始於1880年代,就是從上面提到的亨德瑞奇(Hendrichs)神父從蒙古轉移到東土耳其斯坦的時候開始的,他原先在蒙古也是一名傳教士。起初他在該省的北部服事,然後定居到喀什葛爾。1880年代的時候,有另外三名傳教士也到了該省北部。194何傑跟亨德瑞奇神父會過面。據何傑說,根據他的教育水平判斷,他很可能是一位被驅逐的紅衣主教。在一小房間裡,他架起了一個蒸餾室,在那裡釀造葡萄酒,白酒和白蘭地。何傑視他為對計劃有素的瑞典差會的一個危險物,從而力圖叫他離開喀什葛爾。然而,當被邀請去俄羅斯跟何杰一起幹時,亨德瑞奇神父卻拒絕了。195托奎斯特說,亨德瑞奇神父的堂區只有一個他設法讓其皈依的漢人。為了這個漢人,他舉行每日彌撒,至於剩下的,他很久以前就已經放棄傳福音了。196斯文‧海丁說,亨德瑞奇神父和那個漢人有一次發生爭吵,漢人被鎖在做彌撒的屋外。而亨德瑞奇神父卻繼續講著他的彌撒,自言自語,那漢人則透過鎖眼試圖聆聽他的教誨。197海丁說亨德瑞奇神父能講12門語言,但他補充說,「孤獨,孤獨,孤獨-這是他的人生密碼。」198進入20世紀沒幾年,他便死於癌症。199

天主教差會繼續在該省北部活動。1922年,他們不但在烏魯木齊有宣教站,而且在固爾扎、水亭和瑪納斯也建了站點。活動的帶領者是聖言會的傳教士,牧養的民眾有350人。200天主教傳教士直到1940年代末都留在那裡傳教。

在坐落於北部與蘇聯交界的伊犁地區有東正教基督徒,上面已經提到過。他們沒有做傳福音的工作。想將這些牧區帶入北京主教控制之下的努力失敗了。

回到瑞典差會,收效微薄仍然是個問題。問題出在哪裡呢?

有些人的觀點認為,收效不明顯是由於不當的和短期的規劃造成的。這是從一開始就如此。整件事情開始想得太樂觀做得太草率。在做決定要去那裡開始宣教工作的時候,已經有人指出了對這片新宣教工場的了解和認識是多麼的微薄。前一年,在剛果和中國內地就已經開展了宣教事工。從一開始,這些事工就一直前途光明。在東土耳其斯坦存在新的和未經試驗的東西,顯然沒有人為此做好了準備。

托奎斯坦指責MCCS領導層缺乏深思熟慮的計劃。在托奎斯特看來,這麼些年以來,MCCS總是這樣成了他們的代表性風格。就受過醫學培訓的傳教士這件事來說表現得尤其突出。托奎斯特寫道:

「就培訓這片工場的傳教士問題,爭論來爭論去,左聽建議右聽意見,左不同意右不贊成,主意改來改去,一團糟,我們仍然還在原地…徒然地盼望著受醫療培訓的傳教士…在喀什葛爾,當帕姆伯格回國後就沒有人了。在英吉沙,我們好長時間都沒有醫護人員了,現在我們和田又需要一個。」201

當屬靈成果少得如此可憐時,傳教士們有時會自問道,是不是給穆斯林的恩典時刻還沒有到,抑或是它已經結束了。這些想法不是最近才有的。早在改革時代,就有人主張說教會沒有職責去向伊斯蘭民眾宣講福音。他們已經有過他們的呼召時間,但浪費了他們的機會。202 1902年的時候,拜克倫德提出過這個問題,「給穆斯林的恩典時刻是還沒到嗎?還是說已經結束了?」203 1920年,偉斯特林給艾伯特寫信說:

「…事情看來喚醒穆斯林的時候可能還沒有到來,如果它會來的話。如果一個人能堅硬到連聖靈都離他遠去的話,那整個民族也可以這樣。」204

斯文‧海丁讓自己成了宗教氣候學意味的發言人。他說,文化程度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宗教需求,「誰能保證說漢人和穆斯林成熟到足以接受基督教的時候呢。」205

荷伯格既不相信「不同人群有不同的宗教需求」的說法,也不相信「伊斯蘭浪費了恩典時刻」的觀念。他說,穆斯林當然是可以用福音來贏取的。他接著說,「大部分穆斯林不是屬於伊斯蘭,他們拒絕福音是因為他們從沒有聽過福音。」只要給傳教士時間,一切將會變樣。206舍霍爾姆在1913年視察之後,他也分享這種觀點:「有一天,當喚醒穆斯林世界的時刻就在眼前的時候-那個時刻的確一定會來-MCCS用信心和忍耐所取得的工作將會證明它比任何人所能想像的都要重要。」207 1916年,拉奎特寫道差會就站在突破口的門檻上了。以前從來沒有過這麼有利的條件。現在就是穆斯林的恩典時刻了!208

相信伊斯蘭一定可以贏來皈依基督教信仰在1910年代和1920年代期間經歷了一次復興。在1910年代末的英格蘭,許多基督徒開始每天為穆斯林宣教事工禱告。這給瑞典的「Lararinnornas missionsforening」(=婦女宣教老師協會)提供了助力,使他們1922年向瑞典的所有基督徒發出了呼籲。除了別的以外,呼籲中說,「毫無疑問,我們發現藉著基督福音的能力,我們到了解決穆斯林問題的黎明時刻了。」209接著就是為在穆斯林國家宣教的差會禱告名單。論到東土耳其斯坦差會,其挑戰是這樣呈現的,「古老的突厥族民眾…在被掉進泛伊斯蘭主義陷阱之前,可以來到福音的庇護下。」幾年後,撒母耳‧池維謀發出了另一封呼籲書,書中他倡議「為穆斯林禱告一年」。210在每個月的第十六天,人們被邀請特別為東土耳其斯坦的差傳禱告。

傳教士們自己有一個很關鍵的立場。把差會視為是「量的問題」的那些人催促要更多的傳教士。只要有更多的傳教士,成果就會隨之而來。因著腦中的全世界範圍的宣教視野,荷伯格向1921年的瑞典全體宣教大會發出了一個請求,提議向全世界所有知名的差傳組織發出穆斯林宣教呼籲。荷伯格建議建造一所國際學校,以培訓「普通的」傳教士、醫生、護士、教師和產業帶頭人,還有青年領袖。211然而這些世界級的計劃沒有一樣落實!

東土耳其斯坦傳教士的招募不均衡。大部分是女性想去東土耳其斯坦。1914年,舍霍爾姆通知差會工場的人說,「今年,我們有許多年輕的女性想成為傳教士。」212第二年,情況還是類似,但「我們也需要一些男性」。而在幾乎同時寫的另一封信中,舍霍爾姆寫道,「我們需要兩到三位年輕男性」。213拉奎特在出版物《Missionsforbundet》上這樣描述傳教士情況:

「有一件事情讓我喪失勇氣,那就是我很無助…要是董事局的哪個成員能到這裡能看到這裡的情況就好了,我想他不會在這裡呆很久,因為他想馬上回國,無論如何,他將會找個傳教士去葉爾羌,除非他決定自己留下來,填補空缺。」214

有時候,傳教士的短缺到了非常糟糕的程度,以至於某些宣教站完全沒有傳教士。因為這個原因,20世紀初期時葉爾羌的活動實際上暫停了好幾年。在1920-1923年間,英吉沙的情況也是如此。215

差會固然可以被認為是個「質的問題」,這裡傳教士他們自己之間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有時候,傳教士自己就是差會的主要問題。1919年,偉斯特林挑起了托奎斯特的毛病,「有時候我覺得你的宣教方法或是傳教士自己的生命出了問題。」216

而另一位最爭強好鬥的人拉奎特在1921年承認傳教士之間的關係是差傳成功與否的至關重要的因素。拉奎特說,傳教士應該檢討檢討。217次年,奈任給傳教士們寫了一嚴重信件:

「伊斯蘭本身就困難得足以讓我們焦頭爛額了,而我們還要在傳教士自身問題上添加這麼多麻煩,罪已經犯下了,我們完全理解你們經歷過的極端的艱難困苦。」218

1921年秋,差會和傳教士問題在斯德哥爾摩被拿出來討論的時候,托奎斯特正在瑞典。他對傳教士是差會差傳工作的一個障礙的指控進行了批駁,「因為一些困難和麻煩,讓你們似乎完全忘卻了所有神讓我們在工場上取得的好事情。」219

遷就融合是不是贏得伊斯蘭歸向福音的一種方式呢?有些傳教士明確拒絕遷就融合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你可以去迎合穆斯林,但讓步是有限度的。如果這些限度跨越了基督教信仰的話,那就失去了它本質的內容。220托奎斯特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是這樣的表述的,「當伊斯蘭的對抗性結束了的時候,要麼基督教就不再是基督教了,要麼伊斯蘭不再是伊斯蘭了,否則就是這兩者都歪曲了。」221

然而傳教士們-包括起初的開拓者-則力圖在這兩個極權主義宗教間找出現存的連接點。這非常重要,荷伯格說,不要去把穆斯林看著對手,不要在他們自己開始討論和做出異議前就這樣對待他們。他表示,在某些方面兩宗教有匯合點和很好的切入點,比如信仰和禱告。222

羅伯茲批評說穆斯林宣教工作整體上是在辯論而不是在傳福音。例如,充滿穆斯林宣教圖書館的那些書作就見證了這點。老點的書籍和刊物尤其如此。羅伯茲說,不是傳教士思想的激烈交鋒、也不是讓一個穆斯林信服的論點展示使穆斯林被折服,而是神聖化個人風采。223

在1925年的北歐傳教士大會上,拉奎特指出,對差會來說,儘量調整思維方式和以穆斯林的條件角度來宣教是多麼的重要。「我們向漠不關心的一群眾人展示基督教是一對立的宗教,並從而攻擊其他民眾的宗教和他們的宗教倫理,這種做法時代應該淘汰了。」差會的任務最首先和最重要的不是去拆台,而是去搭台。「因此,正是基於相互理解的基礎上,基督教才能用它清晰的亮光和純正的真理去作工並最終征服對方…」224拉奎特說,這種相互理解的先決條件在於傳教士能看到和接受伊斯蘭好的一面。所以他就是鼓勵伊斯蘭和基督教「對話」的倡導者。後來在1935年出版的《Muhammeds religion》(穆罕默德的宗教)一書中,拓寬了他的「對話思想」。在實際應用中,他力圖將他對穆斯林信仰的開闊胸懷付諸實踐。早在1906年,曼納海姆(Mannerheim)就講述了拉奎特如何讓葉爾羌學校的孩子們在一毛拉的帶領下學習穆斯林的禮拜。225這可能會被看作是走在自我抹殺的邊緣。

伊斯蘭人民可以通過持久忍耐的基督徒影響力來贏取。帕姆伯格1919年寫道:

「經過這些年來以來,我越來越堅信如果有甚麼東西可以轉變穆斯林的自我認同感的話…那就是真實的基督徒的影響力,每日所行…」226

荷伯格也相信平靜、忍耐的影響力。他想傳教組織和基督徒個人是否不該刻意認真地去考慮伊斯蘭本身的傳教方法問題。在使穆斯林改信時,穆斯林不稱他們自己為傳教士,他們也不建宣教站或學校。他們作為醫生,生意人等身份而來,當他們在行駛他們的日常工作時,同時他們也就時時刻刻向公眾「暴露」了他們的信仰。227傳教士們可以設法完全按這樣的方式生活,去接近群眾,即使有了宣教站和學校。蕾切爾‧溫蓋特說,雖然這些瑞典人活得像「瑞典人」,院子裡有噓噓作響的藍黃國旗,但他們的家向人們敞開著,鄰居們可以經常來坐坐。228

179 Sjoholm致信Raquette,1914年10月16日

180 Lundahl致信東土耳其斯坦的傳教士,1921年6月1日

181 Nystrom致信Lundahl和Westling,1921年11月19日

182 Tornquist致信Lundahl,1921年10月21日

183 同上,1926年1月1日

184 Ahlbert致信Lundahl,1923年9月15日

185 1926年MCCS年報,8頁。The Missionsforbundet,1928,120頁,Folke,1927 I,84頁,Nyren致信Tornquist,1927年1月27日。John Andersson,1948,29頁

186 Nyren致信Nystrom,1922年1月21日

187 Tornquist致信Lundahl,1926年1月6日

188 Neill,1971,263頁。關於中亞其他的差會,另見Cochrane,1925,30頁ff

189 Moen訪談,1972年9月30日

190 Cable,1948,84頁f Cochrane,1925,31頁

191 Neill,164,334頁

192 Cable,1948,84頁f Cochrane,1925,31頁

193 Cable,1948,92頁

194 Loy,1936/37,292頁f,318頁

195 Larsson,1905,338頁f

196 Tornquist,1926,189頁ff

197 Hedin,1893,458頁

198 同上,1898,190頁

199 Mirsky,1977,137頁,238頁f

200 Loy 1936/37,322頁,Latourette,1945,325頁

201 Tornquist致信Lundahl,1929年3月12日

202 Christensen,1959,203 頁

203 Backlund致信Ekman,1902年2月14日

204 Westling致信Ahlbert,1920年10月13日

205 Hedin,1898,376頁ff

206 Hogberg-Ahlbert,1925,262頁f

207 Lundahl,1916,145頁。1913視察紀要

208 Lundahl,1916,184頁

209 Till gemensam bon…(= 一起禱告…)1922,1頁ff

210 穆斯林世界,1928,209頁

211 SMT 1921,177頁f

212 Sjoholm致信Raquette,1914年3月17日

213 同上,1915年10月28

214 The Missionsforbundet,1907,7頁

215 Tornquist,1928,452頁,464頁

216 Westling致信Tornquist,1919年11月17日

217 Raquette致信Nyren,1921年5月25日

218 Nyren致信Nystrom,1922年1月25日

219 Tornquist致信Lundahl,1921年10月21日

220 Aagaard,1966,4頁

221 Tornquist,1928,444頁。撒母耳‧池維謀說,「妥協對他們來說就像對我們來說一樣不可能。」(Zwemer,1925,149頁。)

222 Hogberg-Ahlbert,1925,242頁

223 Palmaer,1943,37頁f

224 Raquette,1925,160頁 ff

225 Mannerheim,1940,65頁

226 Palmberg 致信Lundahl,1919年4月19日

227 Hogberg-Ahlbert,1925,241頁

228 Wingate,1951,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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